2021年4月20日晚，由排列三走势图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70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宋元时期的五音墓地”。排列三走势图邀访学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主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评议。
主讲人刘未老师
讲座中，刘未老师分享了他对宋元时期五音墓地这项议题十余年持续的研究过程。
首先回溯宋元时期五音墓地的研究缘起。1951年河南禹县修白沙水库时发掘三座距离相近、形制相似的仿木构砖室墓，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报告中用金代重校正的北宋官修地理书《重校正地理新书》所记“昭穆贯鱼葬”来解释这一家族墓地的墓位排布。按照当时流行的五音姓利说，白沙M1墓主姓赵，为角姓，应依次葬丙、壬、甲三穴，将发掘平面图与《地理新书》附图对比，可以发现两者恰好相合。此外，宿白先生注意到文献中“角姓‘附穴’位在祖穴正北偏西壬地，不得过于子地”，可能正与白沙M3以北的颍东M159仿木构砖室墓相合，且在《白沙宋墓》借宋代雕砖中柳条穿鱼的形象辅助理解贯鱼葬的布局形式。所以，受此影响，后来学者实际上都倾向于将昭穆贯鱼葬理解为墓地始祖之后的家族成员以左昭右穆形式持续排列。
但是细究原文仍有诸多疑惑：《地理新书》这里为什么将后续埋葬称之为“正北偏西壬地”而非“壬穴”？为什么称“作一坟”而非“作一穴”？为什么新坟的方位昭穆葬与贯鱼葬变得不同，存在“壬地”与“辛地”之别？如果壬是为了壬甲持续排列的需要，那么新出现的辛这个方位怎么解释？为什么并不在此前坐穴次序中的丙壬甲之中？既然新坟方位已经安排于壬或辛，又为什么说“不得过酉地”或“不得过子地”？这些问题如不能合理解释，对于昭穆贯鱼葬的理解就只能局限于像白沙1至3号墓那样的三座墓葬位次关系而无法向更复杂的家族墓地推进。
接下来，刘未老师展示了如何通过石刻史料的解读重新理解五音墓地的排布原则。他首先发现一则与五音墓地有关的石刻材料——穆氏新兆域记。记文大意是说，政和初年，立碑人的父亲罢官回家，与地理先生晋祐之在祖坟附近新选了一块分支墓地，种了六十四棵柏树作为界限。穆氏属于羽姓，墓地中有四十九个穴位，其中可以选用埋葬的是甲庚辛壬癸五个方位，再加上内外之别，则共有十个穴位。把墓地布局图用石头刻在了券台（墓地中心）之上。图上已经埋葬者标记官职名讳，空余者只标识方位备用。
不同于《地理新书》葬三穴的模式，穆氏兆域中可葬五穴或十穴。问题在于按照宫羽姓排布原则，葬完甲、庚、壬三穴之后，为何不是以前理解的丁和庚，而是壬和癸？强调六十四株柏树又有何含义？他注意到敦煌葬书中的两条记载：“凡人冢穴墓田，不问大小顷亩多少，皆有卌九穴。就此之中，惟有四穴，五姓相宜，始得安墓，亡人居之，永世安乐。四穴者，甲、庚、丙、壬是。”“凡葬，择得吉地，又卜穴定，然后依四下顷亩步数长短七分之，立门陌，卌九穴之合所卜穴当甲、庚、景（丙）、壬四字之下，逐年月所宜安冢。”
即墓地边长都可以七等分，成四十九穴，其中只有甲、庚、丙、壬可以安葬，又因为要对四个姓氏组进行区分，因此每个姓氏组只能埋三穴。但这也造成了墓地空间利用不够充分，至元代《茔原总录》就对《地理新书》有所发展，又加入两个可以埋葬的墓位。如此，《穆氏新兆域记》所记手植六十四棵树相当于在地面上画出四十九穴的方格网，便于实际埋葬。同时说明在白沙宋墓埋三穴的模式之外，还存在最多可埋十穴的模式。
昭穆贯鱼葬坐穴次序及方位
随后，刘未老师介绍了河南延津李氏墓地和府谷陈氏墓地的两个案例来说明章丘十穴的模式并非个案。正如建筑史上官修的《营造法式》在北方地区产生广泛影响已经到了金代，《地理新书》亦是如此，北宋时期的五音地理术尚存诸多流派和地方做法。
理解了五音墓地单个墓域内的埋葬原则，刘未老师又通过两个案例探究新建墓地的拓展方法。其一，北京辽代康文成墓墓志记载“至当年六月二十九日壬午辛时葬如京使，于祖坟西北雁翅又起一围，亦用地南北长三十一步、东西阔一十九步，居上壬穴”。可知新的墓地位于祖坟西北，且康文成在其中居壬穴。此处顺便举太原王氏墓地的例子说明辈分尊卑与死亡早晚对墓位排布的影响，以及买地券或墓志所记墓地长宽的数值并非虚构，四个姓氏组墓地长宽之积的尾数应分别对应一、三、七、九。
其二，2009年发掘的汾阳东龙观墓地。在M5东南的小土坑发现有陶罐，上盖两块方砖，分别是买地券和墓地图，而此买地券与与M5随葬的买地券几乎一致。根据明清类似的习惯可以推测这一小坑是墓地的奠基坑，即“明堂”。“明堂”在北宋中原北方地区位于“地心”，在墓地图上被标在四十九穴的中央。又因出土买地券说明M5王立墓是此墓地的第一座墓，其方位正与墓地图壬穴相合，且M5买地券所书步数长宽之积恰为一百六十九，说明这是五音昭穆贯鱼葬的一个实例。后来在M5西北的M3附近也发现了出自明堂的买地券和墓地图，墓主王万，墓地长宽之积也是一百六十九，可以推测此处有王氏家族的两个墓园，只是创建时间前后相隔三十余年。
此时再来理解《地理新书》关于昭穆贯鱼葬的记载，就可以明白：“角姓祖坟下丙、壬、甲三穴葬毕”，是指将首次规划的墓园作为祖坟，划分为七七四十九穴，其中以丙穴为尊，壬穴为次，甲穴为卑，安排三座墓葬。“再向正西偏北辛地作一坟，谓之昭穆葬，不得过酉地，分位仿此”，是指如果再行埋葬，就应当重新规划一处墓园，新墓园位于此前作为祖坟墓园的西偏北。为保证此墓园范围大致合于辛地，则其南界不得超越祖坟酉地、即其墓园东西中轴线。新墓园内仍比照祖坟成例，在丙、壬、甲三穴葬埋。这就是所谓的昭穆葬。“角姓祖坟下丙、壬、甲三穴葬毕，再向正北偏西壬地作一坟，谓之贯鱼葬，不得过子地，分位仿此”，也是指再行埋葬应当重新规划一座墓园，但位于此前作为祖坟墓园的北偏西。为保证此墓园范围大致合于壬地，则其东界不得超越祖坟子地、即南北中轴线。新墓园内仍比照祖坟成例，在丙、壬、甲三穴葬埋。这就是所谓的贯鱼葬。
据此，刘未老师又考察了五音墓地的其他案例，以此检验和丰富这一理解。首先是两宋皇陵。之前的学者常通过与白沙宋墓对比，分析北宋皇陵体现了怎样的五音姓利观念，会发现北宋皇陵并不符合丙、壬、甲三穴埋葬的原则。郭湖生提出贯鱼葬法“乃指同一茔域（兆域）而言，不同兆域之间，似不拘于此法”，可惜未详加说明。冯继仁认为“角姓昭穆（贯鱼）葬法是一昭一穆共三代之葬而非七代或八代之族葬”，至于为何穆穴位置有差，则以地势迫隘或皇位继承关系解释。此说不足以信服，以孝义陵区为例，永厚陵位于永昭陵西略偏北，即便风水、地势都适宜，也无法安排下一个皇陵使其恰好位于永昭陵东北、永厚陵东南，说明所谓“穆穴”从来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刘未老师从文献记载丰富的南宋皇陵入手解决这一问题。他根据《宋会要辑稿》和《中兴礼书》排比出各陵的相对位置关系，并用嘉定十七年魏了翁诗中记载的拜陵顺序加以验证。可以看到以哲宗昭慈圣献皇后陵为基点，帝陵上宫都位于前一帝陵上宫的西偏北，且不超过“酉地”；后陵都位于对应帝陵的北偏西，且不超过“子地”。唯一不符的是永思陵西北原本考虑安排孝宗永阜陵，文献记载因土肉浅薄作罢，选在了永祐陵下宫西南和永思陵下宫东南安陵。成肃皇后陵仍位于永阜陵北偏西，光宗永崇陵仍位于西偏北方位。再西北原本考虑安排宁宗永茂陵，因迫溪无地，转卜于泰宁寺山。永阜陵的这次位置调换，实际与北宋真宗永定陵相似，只是在南方受山谷空间所限，无法像北宋皇陵一样另择一符合角音大利向的陵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两宋皇陵的排布原则是根据角姓所利，从东南高处向西北低处排布，若遇水无法安葬，则另选一地继续向西北排布。帝陵之间不是单个墓园内部关系，而是墓园之间的关系，帝陵上宫的陵台就位于“地心”，也符合《大汉原陵秘葬经》“天子葬明堂”的记载。帝陵之间符合昭穆葬原则，帝后之间符合贯鱼葬原则。
然后是韩琦家族墓地。韩琦四世祖以上先人葬河北，曾祖、祖父则葬于相州安阳县丰安村。庆历五年（1045），在一位懂地理术的僧人保聪指引下，韩琦另在安阳县新安村置办了东西两所墓园，安葬其父韩国华以下众多家族成员。韩琦的文集中收录了多篇他为家族成员撰写的墓志，详细描述了所葬诸人的身份及埋葬位置。
据元朝人记载墓地曾有石刻墓图，刻安穴的位置和墓主，原本嵌于围墙，至元代已经置之墙外。如今墓图不存，只剩韩国华的神道碑立于地面。经实地考察墓地符合商姓所利，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根据文献可知穴位选择是壬、丙、庚、辛，并且明确记载有“外庚”，用于埋葬在礼法上处于从属位置的成员。且这一家族墓地的特殊之处在于丙穴与庚穴次序的对调。
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发掘了韩琦墓所在的丰安村墓园，根据地形图可知地势同样是西北高、东南低。首批发掘干渠范围内的五座墓，分成两组，用方格网分析发现西组M1（韩琦与妻崔氏）居壬穴，M3（韩琦长子韩忠彦妻吕氏）、M2分别为庚穴及外庚穴；东组M4（韩琦妾崔氏）居壬穴，M5为庚穴。
丰安村墓地分析图
由于此前没有任何文献直接提到丰安村墓地的埋葬穴位，直接套用五音墓地未免失之武断。但后来在干渠以外又发掘M6（韩忠彦长子韩治与妻文氏），其中文氏墓志提到了唯一的方位信息“祔于相州安阳县丰安村忠献公茔域之西南隅，葬师曰：贯姑夫人之庚穴云”。姑夫人即韩忠彦妻吕氏，也就是说位于墓园外西南隅的M6直对着墓园内M3之庚穴，由此可以间接知道M3是韩琦墓园内的庚穴，也就印证了之前的推断。
将丙穴与庚穴的次序对调的特点也成为韩琦家族墓地的一个标识。金人南下之后，韩琦后人南迁，第六子居湖州。在湖州风车口发现一处大型南宋墓地，在山坳里人工堆筑二级台地，第一级台地上有发掘者编号的3座墓葬。三座墓呈现三角关系、石椁均东西向、墓园门道不居中，且M3极小，这些特点在南方墓葬中极少见，然而用北方模式刚好可以理解。M3实际是明堂，砖框里有石函和铁券，未无人骨；M1、M2分别位于壬穴和庚穴，门道正对丙方；在北方墓中一般木棺东西向放置。在韩琦家族墓里的韩治墓就是用的东西向石椁，加之M2先埋在了庚穴而非丙穴，这两方面的特殊做法目前只与韩琦家族墓相合。尽管目前没有文字资料证明这一墓地与南迁的韩琦家族的关系，但将其放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解仍然可以看出材料的价值。
最后是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墓地位于宣化城西北，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符合商姓所利。墓地分为时间不同的两组，东南组是1093年由张世卿主持修建，其中M6和M9被盗掘没有出土墓志。由于M6、M7、M9、M10都是双室墓，且根据张氏家族的谱系，张世卿父亲一辈只有兄弟三人，因而公认M6和M9分别是张文纪和张文震之墓。此外，在张匡正墓之北还有一个单室墓，墓主是张世本。1116年张世卿去世后埋在西北，之后其堂弟、侄相继埋在附近。
宿先生于1996年在《关于河北四座古墓的札记》一文中认为张氏墓地的特点是长辈在南，晚辈在北，后来文章结集时修订认为M10葬壬地尊穴，M6为丙地昭穴，M7为庚地穆穴。但东南组墓地中的M7墓道为何是弯的？以往一般解释为避让M9所致，但并未深究。刘未老师从限定墓域内墓穴排布的角度提出M9是庚穴，后来的M7在保证居于辛穴的同时避让M9，才导致弯墓道的现象。并用方格网分析发现辈分低的不仅要用单室墓，也并未葬在墓园内，只能在墓园外正对尊穴的位置埋葬，这也解释了M3为何不顺次埋在丁穴的问题。此外，刘未老师补充到，根据五音墓地的原则，在西北组墓地的丙穴位置还应有一座墓葬存在，考古报告也提到两组之间勘探出了其余墓葬，可惜未在平面图上加以标识，有待将来验证。
宜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地
刘未老师指出，通过张氏家族墓地的实例可以再次确认前面所得出的认识：五音墓地昭穆贯鱼葬的排列是以墓园为单元的，四十九穴方格网是当年规划墓地的基本依据。但由于在考古学研究中，通常习惯于通过反映地下墓葬分布情况的平面图来考虑墓地布局，从而忽略了四十九穴方格网隐性的存在。再加上将昭穆贯鱼葬的排列方式理解为以祖穴为基点持续排列，于是只注意划分左昭右穆，却不顾及彼此之间的距离，误读墓葬相互关系就在所难免。这个问题，在南北宋陵、安阳韩琦家族墓地、汾阳东龙观王氏墓地、宣化下八里张氏墓地中都有所体现。
评议人齐东方老师
讲座最后，齐东方老师和程乐松老师就宋元五音墓地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与刘未老师进行了交流，现场听众也参与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