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6日晚，由排列三走势图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69期在线举行，主题为“汉地舍利崇拜的兴起——南朝佛教国家化之一端”。排列三走势图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主讲，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史睿主持，排列三走势图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评议。
讲座伊始，陈志远老师从许理和（E. Zürcher）的经典著作《佛教征服中国》谈起，介绍自己和许理和的研究方法有些相近，都是从六朝佛教的基本文献出发。许理和的研究以齐梁佛教史料为透镜，展现出南朝后期中央僧官系统为视角的佛教史。“佛教征服中国”指的是佛教被东晋的士族群体所接受。但许理和在后来意识到研究的局限，努力考察中古时期中下层的佛教信仰。许理和在此书日文版序言中指出，有五种材料有助于理解东晋、南朝的中下层佛教：一是《高僧传》等-不经意提及的记载，二是汉地撰述对佛经的改写，三是志怪小说，四是佛教艺术，五是佛道双峰模式下的道经文献。陈志远老师主要就第三类文献进行讨论。
陈志远老师认为，志怪小说从长期以来的文学史研究范畴进入佛教史家的研究视野，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和佐野诚子做了启发性的工作。小南一郎发现当时小说写作背后注明的信息来源，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确定佛教灵验谭在何种社会人群中传播，这是书籍史的研究方法。佐野诚子通过对小说类型谱系的划分讨论了其文学性的发生。陈志远老师自己采取了文献学的史料批判方法，面对宗教文本的修订增补做史料溯源的史源学研究。此外，正如不同经群的信众间存在竞争，对佛像和舍利这些不同崇拜物的信仰集团间也存在竞争并体现在文本中。
三部大型佛教灵验集存在体例差异。最早的刘义庆《宣验记》成立于元嘉末年，内容以佛教应验故事为主，没有特定的内容分类，关于广陵的故事多与临川王刘义庆出镇有关。王琰《冥祥记》内容以佛像为主，舍利等灵验放在后面。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大概成立于高宗朝，分为三卷，内容以“舍利表塔”居先，佛像、寺院、经书、圣僧等继之。卷上“舍利表塔”全部是舍利，又分为阿育王塔、振旦神州舍利感通、仁寿舍利塔三部分。三种灵验集对崇拜物分类的体例可以反映当事人对不同崇拜对象先后次序、重要程度的认知。
从这一线索切入，舍利在巴利注释书中有三分法：一是佛陀身体的东西，二是佛用过的东西，三是新兴的佛像，这种分法在汉传佛教中较为罕见，佛像不被认为是舍利。从佛舍利的对象划分，分为佛舍利、僧舍利、法舍利。这里主要讨论佛舍利。此外，舍利英文relics在基督教语境中和佛教也有区别。
接下来，陈志远老师从舍利崇拜的传说谈起，首先澄清了东汉“舍利”榜题所指为瑞兽，与佛教舍利无关。其次，关于汉传佛教起源汉明感梦的传说，在多种文献中只有成书最晚、成立于初唐的《汉法本内传》有舍利相关记载。再次，通过对魏明帝官浮图的史源学调查，陈志远老师认为相关史料的记载与曹魏时期的情况冲突，应当是北魏时期对洛阳城的想象投射在西晋，而不是真实的。最后，关于康僧会打试舍利，《吴录》、《宣验记》，《出三藏记集》，《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分别展现出四层文本层次和三条情节。其中，孙皓不敬佛像逻辑不通应属杜撰。僧祐的改写则构成了对整套文献最重要的扰动，同时加入了阿育王分舍利的细节。而无论是《高僧传》还是前期的刘宋材料都记载了建初寺在东晋时期的灵验故事，因此建初寺的传说恐怕是东晋以后的追溯来成立的。而《吴录》关于康僧会与孙皓论儒佛的内容在晋宋之际出现是合理的。所以，康僧会打试舍利在文献上最早出现在晋末宋初，这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历史节点。以上几条传说都给了佛教一个光辉的起点，认为僧人和皇帝发生了交涉，通过灵验的展示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但这与佛教发展史的节奏不一致。
曹操墓被盗画像石，榜题“舍利也”（左）、“舍利禽”（右）
排除伪的材料后，陈志远老师转向讨论早期舍利崇拜真的记录。通过对陆载家世的考察，陈志远老师推测唐初时，原北周勋贵集团的人追溯其家世的佛教信仰，因此《辩正论》中有他们的材料。通过对史料的归纳，陈志远老师得出几点观察：第一，早期舍利崇拜的记录所设计的地域以南朝辖境为中心，北朝唯一的记载是陆载。而江陵和广陵是记录的中心，这和《宣验记》的记述中心一致。第二，《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下限到元嘉十九年，合以地域考虑，陈志远老师推测其可能来源是抄录《宣验记》。第三，舍利安放在塔剎或像髻中，这继承了犍陀罗佛教传统，也与考古发掘一致。第四，元嘉以后，宣扬舍利感应，在露天中崇拜舍利成为新风尚。第五，舍利形态无一例外，为粒状珍宝型，继承犍陀罗佛教传统。此外，存在一些当前研究没有解决的问题。舍利浮于水上、右旋等现象尚待教理学的解释。而借用基督教舍利研究者Patrick Geary对舍利鉴别原理的观点，当今的鉴别取决去外部的证据；但古代不强调外部记录，重点在于是否放光灵验，陈志远老师认为这是早期舍利崇拜的原理性的提示。
接下来，陈志远老师分别从阿育王经的翻译和阿育王塔早期作例入手，讨论了阿育王塔舍利的源流。根据学者研究，阿育王经梵文本是天譬喻经的段落，也曾单独流通，主体成立于2世纪的Mathura地区。汉译有两种，《阿育王传》和《阿育王经》，前者由于著录不可靠且含有鸠摩罗什以后新译时代的译语翻译年代应晚于5世纪。此外一些其他版本也值得注意，这些本版集中出现在道安晚年在长安的译场。另外，三部《杂譬喻经》都有关于阿育王的信息。总之，《阿育王经》的汉译年代不会早于4世纪，且与道安在长安时期的译场有非常大的渊源。关于阿育王经的情节要点，陈志远老师提点道，第一，阿育王作铁轮王，作为转轮王在人间的存在，掌管阎浮提四分之一；第二，重分舍利，建八万四千塔；第三，通过“亿家一塔”的情节可以看出舍利的分配不是地理上的平均而是安放在人口聚集的通都大邑。
至于早期作例，最早的记载在临淄。通过对“阿育”发音、南北朝版本考察与发掘所得，陈志远老师认为临淄城的阿育王寺是相对形成年代较早且和经典有较大差别的作例。稍晚一些的作例在蒲坂。蒲坂位于后秦抵御北魏入侵的前线，这种地区无常感很强因而倾向于信仰佛教。另外，蒲坂作例或许与道安、罗什关中译场知识有关，且舍利灵验谭在刘宋初传至江陵辛寺。另外，舍利信仰在该地有较强延续性，西魏、北周时期僧妙、昙延一系的舍利供养，可视为隋仁寿分舍利运动之预演。
最重要的是刘萨诃。刘萨诃的相关文文献分为最古层、南方系和北方系。北方系文献的独特内容在于，道宣在刘萨诃故乡调查的独家史料，并引用姚道安碑文所述番禾瑞像，且刘萨诃酒泉示寂也有当地史料。最古层文献的情节细节非常值得注意，由此可以得出几点：第一，刘萨诃入冥故事的最初目标人群当为羌、胡杂居的关中、河东交界地带的民众；第二，观世音说法千余字，内容包含了《盂兰盆经》、《般若经》、佛钵东迁等丰富信息，具有抄经的性质；第三，合以襄阳杀鹿的情节，推测刘萨诃的故事可能经过了荆襄地区佛教寺院的改写；最后，所列阿育王塔五处中的临淄、洛阳、成都三处与道安弟子的交通网络重合。陈志远老师推测，可能最早在关中、山陕交界的地方最早产生了刘萨诃信仰。另外，就南方系文献的增补，陈志远老师指出，第一，慧皎、道宣的记述皆以《梁书·扶南传》为基础；第二，梁武帝礼拜鄮县、长干寺活动之后，分别由文臣撰碑，构成《梁书·扶南传》舍利塔叙事的来源；最后，道宣述及鄮县古迹时转引顾野王《舆地志》、孔灵符《会稽记》，为考察鄮县、长干寺阿育王塔传说的衍生过程提供重要线索。
东晋、南朝建康示意图（局部），图中红色阴影部分为长干里区域
关于鄮县塔，元嘉十年，孟顗在鄮县建塔，这可能是最早关于阿育王塔的记载。天监十二年，陶弘景礼拜阿育王塔。普通三年，梁武帝在此地建木浮图。总结这些史料与鄮县的地理环境，陈志远老师认为刘宋时期鄮县的信仰景观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另外，《会稽记》载“神人对王导言与阿育王下埋舍利”可能源于孔灵符的委托，这些事件与建塔后出现传说间的因果关系表明梁武帝运作之前有漫长的信仰史。关于长干寺塔，陈志远老师认为它是梁武帝时期造作的新的地址，因为长干寺成立非常早，且东晋中期有长干寺阿育王像的传说，东晋时期有非常深固的阿育王像的传统。根据道宣转引顾野王《舆地志》的记载，且发掘舍利形态为佛爪、发，又有梁武帝往扶南国求佛发的记载，陈志远老师指出刘萨诃和阿育王塔的灵验放在一起则是晚出的现象。
总之，阿育王塔舍利具有强烈的向未开化地区传教意味，方式是宣称此地早有佛迹。这与犍陀罗舍利铭文中宣称“在此前未建塔之处”安放舍利的定型句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将阿育王分舍利的传说向汉地落实，起源于十六国时期的华北，经由荆襄地区，在六朝江南渐次展开。从舍利的内容来看，舍利被赋予阿育王的神圣来源，形态由珍宝转向遗骨，特别是梁武帝朝新造作的长干寺舍利突出佛发，受到东南亚舍利崇拜传统的影响。
接着，陈志远老师谈了舍利从珍宝到遗骨的倾向。一些学者认为舍利有珍宝化倾向，但根据经典描述中“没有灰烬，只留下舍利”的记载，陈志远老师指出，舍利作为概念性的独特存在方式等同于佛陀本身。又根据舍利图像表现与朝献记录，早期的敬献对象是佛像，梁武帝后期南海诸国进贡真舍利，佛发、佛牙等，可能意味着对舍利有新的理解。陈志远老师认为，舍利展现出向遗骨化复归的倾向。一方面，遗骨化舍利取消了隐显、分化诸般神异，成为有明确移动轨迹的，为皇室、贵族所垄断的高级崇拜物；另一方面，6-7世纪，中国的齐梁直到唐初，出现了舍利向遗骨复归的趋势，后世盛大的舍利巡礼、供养仪式，皆围绕遗骨型舍利展开；最后，汉地的趋势或许反映了印度、中亚舍利理解的重大变化。结合韩愈《谏迎佛骨表》，陈志远老师认为新儒家对中古舍利崇拜之迷狂的批判，应当放在上述舍利遗骨化复归的背景下加以理解。
最后，陈志远老师总结道，以文献、史料批判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塚本善隆曾有判断：南方中国的佛教本质特点在于文献层次复杂，北方中国则靠石刻的考古学。但由于南方文化昌明，唐以后南方文本变化非常大，遗存很少。又及，舍利研究的弊端往往局限于个案的考证，但我们期望成规模的断代研究，从实然性的事件里，回到佛教对生命、遗骨的理解，这是思想史的话题。最后，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研究的很多问题遇到瓶颈时，汉语的材料值得重视。从汉译归纳出的线索、图景可能会给材料比较少的中亚等地区提供推测的方向。由此反推，会有新发现的可能。
陆扬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陈志远老师讲座的内涵丰富：首先，舍利崇拜是一个关键性问题、不容易深入的话题，虽然相关材料很多，而且舍利崇拜不仅仅是中土、汉地的现象，而是佛教世界的普遍现象，此前的学者已经有先行的研究，但是舍利崇拜从中古时代汉魏、隋唐甚至可以延伸到宋代。中国学术界虽然在考古等方面对这些阶段舍利崇拜的意义已有深入的考察，但在现象方面尚未有深入分析。陈志远老师的讲座则做了几点深入的分析：第一，对舍利相关的文献做了史料批判、文献批判，且不仅仅是文献学意义上的批判，分析史料的中间也涉及历史学的方法：书写的对象、特定的时空背景，政治史、制度史、历史地理等问题，这些多重的组合体现出重要的方法论。第二，对和舍利崇拜有关联的关键性事件、人物做了启发性的史学技巧展示。最后，更大的问题在于，关于佛舍利的崇拜，从现象上的珍宝化、遗骨化，南朝佛教在梁代受到关键性的扶南的南方传统的影响，由此引申出了舍利崇拜的内涵的变化。
讲座最后，陈志远老师与陆扬老师就本场讲座相关问题与观众进行热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