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学者讲座71

2021年4月27日晚，由排列三走势图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71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后真相时代的假新闻”。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左亦鲁主讲，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主持，排列三走势图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评议。

讲座伊始，左亦鲁老师指出，自2016年以来，“假新闻”（fake news）成为高频词汇。伴随着美国大选、英国脱欧、香港“修例”风波和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的发酵，我们感到这个世界似乎充满了假新闻，而且这一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本场讲座围绕“假新闻”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假新闻”是什么？为什么“假新闻”会在2016年前后这一特定时间点爆发？如何应对和治理“假新闻”？以及遏制假新闻同言论自由之间有何张力？

左亦鲁老师首先界定了他所研究的“假新闻”是什么。他将假新闻限定在存在主观故意的假信息（disinformation）之中，与错信息（misinformation）相区别。并且鼓动（propaganda）也应纳入其中，这是由于新闻和鼓动在今天已经变得很难区分。第三则是限定在互联网平台上，谣言古已有之，左亦鲁老师强调他并不打算从事针对谣言的一般研究，而是聚焦2016年前后的这轮假新闻爆发，其背景就是互联网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新技术。

至于为什么假新闻会在这一时期爆发？左亦鲁老师给出了四个角度的解释。

首先是技术原因。深假技术与机器学习的日益逼真化，制造出了更具欺骗性的假新闻；并且，不仅制造一个假新闻“点”，而且编织出它背后包括一手材料和评论等内容的整个网络，在传播过程中进一步降低了受众的怀疑度。其次是心理和认知原因。个体层面，近年许多行为主义研究提出了锚定效应、偏颇吸收、确认偏误等概念，可以解释人们为何会信任假新闻。群体层面的研究表明，人们习惯和观点相近的人待在一起，由此形成回音壁或信息茧房，使得彼此的观点越来越极端。而互联网平台利用新技术推送订制符合受众偏好的内容，令人们接收到的信息愈发极端和偏狭，更加不利于遏制假新闻。

第三个原因在于商业模式。传统媒体都是“少对多”的付费媒体，现在则是“多对多”的免费媒体。所有平台都企图以免费的面目换来更多用户、流量和数据，这一“大交易”（the grand bargain）是平台和算法与流量经济的基础逻辑。正因如此，平台至少没有太强激励去删除能带来更大流量的假新闻和“标题党”。第四个原因诉诸政治社会学，也即后真相（post-truth）时代的到来。2016年“后真相”说法的流行与全球重大政治事件关系匪浅。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公投，都意味着二战或冷战后所形成的、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权力格局与秩序开始动摇。左亦鲁老师用某种相对主义的观点猜测，真理同权力紧紧相连——有权者可以定义何为真，反之真理可以进一步强化传统权威的可信度。2016年开始假新闻激增，是因为原本掌握着定义何为“真”的传统权力和秩序动摇，从而真理无法再被定义和垄断。如果把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设想为一组同心圆，近年从圆心到外围皆出现了松动。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里根政体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加速衰败，共和与民主两党的传统建制派都遭遇信任滑坡。向外扩展到欧洲，英国脱欧，逆全球化，以及处于外围的中国崛起，俄罗斯再度强硬，都对美国主导的战后政治权力秩序构成挑战。在政治权力以外，同时发生衰败的还包括传统媒体权力、专业和学术权力。因此，左亦鲁老师认为，假新闻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动摇。照此逻辑，唯有当旧的秩序完成调整，新的秩序确立起来，假新闻的泛滥才可能终结。

“大交易”（the grand bargain）: “免费”背后真正的交易和逻辑是：用户“免费”使用社交媒体和平台，付出的“对价”则是为平台带来流量以及更重要的——数据。

接下来，左亦鲁老师从法学角度讨论第三个问题——怎样治理假新闻。制造者、消费者、传播者，是假新闻生命链条里最关键的三个主体，亦是治理之道的三个重要切入点。网络时代可以采取的规制手段则包括市场、法律、规范和技术四种方式。

首先，如何规制假新闻的制造者？从源头治理虽然理想，却最困难。在互联网上溯源是首要难题，操作者和实际责任人难以界定。即使明确了源头，如何执法也非常困难。另一条思路是增加真信息的供给。美国不少学者提出新闻白名单制度，也就是只有进入白名单的机构可以提供新闻。其实中国对互联网新闻管理采取的就是白名单的思路。当然，白名单制度本身也存在问题：如何定义“新闻”，是否可以明确区分评论、报道、新闻等内容？假设可以垄断对“新闻”的供给，但是大量谣言还是会通过评论和转发的方式出现。而且，任何白名单制度都会形成一种权力并产生滥用的风险。

第二，规制看完假新闻后转发的消费者。可参考思路是“两高”司法解释处理网络诽谤的办法，即对情节严重和恶劣的转发者进行规制。然而如何设计规制标准显然存在两难问题——标准过高，对于绝大多数随手转发的网民并没有用；如果标准过低，则会导致打击面过宽。同样可以借助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要求用户转发前必须停留一定时间、输入验证码或回答问题，但由于这种举措本质上反流量的，因此可能不会得到平台的支持。

最后，规制假新闻的压力和可能主要落在传播者——也就是平台——身上。关键是改革以美国《传播风化法》第230款（CDA 230）和《数字千禧年版权法案》（DOMA）为代表的第一代互联网立法的宽松和减负倾向。这种宽松减负式立法在早期曾有助于互联网的发展和创新，但左亦鲁老师结合假新闻、仇恨言论（hate speech）和脸书、推特封禁特朗普等事件，认为第一代互联网立法已经无法满足规制拥有新型权力的平台和巨头。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需要重新想象和定义平台的法律性质。

讲座第四部分，左亦鲁老师对治理假新闻与言论自由潜在的张力展开分析。西方经典言论自由曾在信息的真实性和讨论活跃度之间达成过相对良好的平衡，但如今这一平衡被打破，治理假新闻与经典言论自由的两条原则形成张力。第一条原则，不审查言论的内容（content）。经典言论自由想象一个思想市场，在最终的结果出现前，不分（也无法判断）言论的对错好坏真假，应允许它们充分自由竞争。打击假新闻不仅不利于各种观点充分竞争，根据“谣言倒逼真相”等说法，甚至会阻碍真理的发现。著名的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和2012年合众国诉阿尔瓦雷兹案，也都表明为了假信息是一种受保护的言论种类，而为了公共讨论的活跃度，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假新闻。现在提倡对言论内容的真假必须进行审查，与上述原则是存在明显张力的。

第二条原则，假设公共对话内的人是平等理性主体。经典言论自由存在公共对话（public discourse）和非公共对话的二分法。公共对话内的言论属于意见的领域，它假设所有人都是理性平等的，对所有言论都要宽容和保护，所有言论无论真假对错好坏都一视同仁，如果听信里公共对话内的言论而上当受骗（比如政客的忽悠），那么只能买者自慎（caveat emptor）和自认倒霉。但公共对话之外，属于知识领域。医生的治疗建议、学术论文、律师建议等都属于专业言论和非公共对话。它承认普通人相对于专家和专业人士是不理性和弱势的，因此必须对言论的内容提出更高的要求。被政客忽悠的选民不能起诉，但如果律师或医生的建议不符合一定规范，客户和患者是可以起诉。同样，原则上人人都可以在公共对话中发言，但顶尖学术期刊所限制和拒绝的言论远比它发表的要多。顶尖学术期刊存在的价值就是通过最严格的内容审查，比好的言论和坏的或不那么好的言论区分开。打击假新闻，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不再相信公共对话内的普通公民可以做出理性选择，因此必须对言论的内容有所要求。而这其实相当于把之前非公共对话的要求引入了公共对话。

最后，左亦鲁老师总结道，假新闻的出现可能意味着西方需要重新寻找一个言论自由的平衡点。但对于同样在寻找我们平衡点的中国来说，可能需要把对经典言论自由的仰视变为平视，在思考经典和传统言论自由问题的同时，把假新闻和新技术带来的新现象和新挑战一并纳入考量。

评议阶段，朱苏力老师首先指出，左亦鲁老师将宏大的社会政治变迁的想象纳入到对假新闻的研究之中，可以很好地启发读者理解该问题的严肃性和历史性。他进而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与问题。第一，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知识实际上可以用中国人所熟悉的本土话语来表达，有助于中国普通读者进行理解。而且这些心理机制原本是人类发展中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只是由于技术发展令假新闻可能引发严重社会问题，这些心理机制才被理解为缺陷。第二，历史中国由于是农耕大国，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言论问题其实仅有关社区事务，有社区的禁忌，但相关言论主要是社区的社会规训机制的一部分；只有政治文化精英的言论才有公共意义和政治社会文化意义，君主会更注重那些可能引发重大政治冲突和社会动乱的言论，如妖言惑众之类的。这种历史政治文化语境与现代工商社会的语境大不相同，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个言论自由案件也是到1919年，因此很难抽象地考察言论自由问题，需要考虑时代的差别。第三，人的理性平等的假设在现实中充满挑战，治国方略和政治问题固然是公共问题，但许多时候也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判断。言论自由很重要，但很难假定言论自由一定会得出正确的判断，因此中国历史上强调“兼听独断”也是有道理的。这些现象和问题背后的道理需要被揭示。最后，朱苏力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很多时候假信息与错信息或不准确信息，事后很容易区分，当时或时间紧迫时则很难区分。这意味着，相关当事人甚至政府决策或执法机构都很容易出错，不能指望能用事先确定、精细且统一的规则来一一有效应对处置。因此，一定要允许适度的裁量，甚至必须有适度的容错。

讨论环节，阎天老师提出需要推进对作为骗术的假新闻的研究，从而为治理提供思路，以及在新的媒体生态下，需要考虑不同群体对新闻的理解和用途的差异。对于阎天老师指出假新闻在特定人群中并非少数的现象，以及学生提出评判假新闻是否存在精英主义立场的问题，左亦鲁老师回应，正是因为洞察到真假同权力的关系，所以他恰恰批判精英主义立场，而且在此视角下很难定义假新闻占比多少，他最关切的仍然是言论自由背后的文化领导权问题。最后，对于同学们提出的不确定性增加是否也是假新闻成因之一，以及谣言泛滥是否的确是新现象的问题，左亦鲁老师回应，尽管人类每次面对危机都会经历不确定性带来的社会波动，但需要关注的是本阶段的特殊性，也就是此次假新闻泛滥现象与全球秩序变动的关系。讲座最后，章永乐老师总结道，今天讨论的问题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契机，希望伴随着丰富的讨论，有更多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