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

文 / 范广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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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版《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

凤凰出版社，2019年

“西力东渐”是晚清以来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哈佛大学费正清提出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模式解释这一重要历史现象。这一模式因为其“西方中心”的倾向越来越受到学界批评，即使费氏的学生辈也纷纷强调从中国自身的脉络理解这段历史。潘光哲早在二零零五年就指出我们不能单纯从立场出发讨论问题，所有的讨论必须立足于对“西力东渐”的历史真相的还原。其近著《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从阅读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思想文化领域“西力东渐”的复杂过程，着力揭示哪些“西学”著作在晚清受到中国读书人特别的重视，产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以及中国人对这些著作的阅读和理解如何改变了他们旧有的观念，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建立新社会、新国家。

此书是中文世界以阅读史为题的第一部专著，系统引入欧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许多关键概念，也独创了一些新的概念，为这一新学科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关于“西学”的知识考古学，对梳理中国人近代知识的起源和流变、展现传统知识和外来知识以及各种外来知识之间的冲突、融合、新陈代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从方法上讲，此书体现了“新知”与“旧学”的融合，既受西方新文化史的理论和视角的启发，又发扬傅斯年以来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传承。

此书的突出长处还在于:这是一部跨学科的著作，从思想史、报刊新闻史和传播学等多学科出发的研究，由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诸多概念和独特视角而结合起来，融为一个整体。作为思想史的学者，我注意到经过近十年的经营，作者有意要突破和超越思想史的框架。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此书对于思想史学科的建设有不容忽视的启发，书中许多细致的个案研究告诉我们：书籍史对文本生成过程的重视，可以帮助思想史的学者在历史的脉络中了解塑造文本的复杂动力，剖析某一文本与同类文本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解读其独特贡献；阅读史对文本接受史或效果史的研究路径，可以帮助思想史的学者讨论杰出文本的实际影响，看先行者观念的突破是否可以转化为、如何转化为改变其他精英乃至群众思想和行动的力量。除了方法的启示，此书围绕近代“西学”核心文献的生成和阅读这一主题串联起一系列个案研究，纵然无意建立新的诠释体系，的确对近代思想史叙述的基本架构和许多常识造成冲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注释部分蕴含异常丰富的学术信息，不仅有助于读者追寻阅读史在欧美和日本发展从理论到实践的轨迹，更涉及“西学东渐”方方面面的研究成果：耐心的读者，可以通过每章之后的注释熟悉某一课题的研究状况、资料分布以及本书作者的心得，这些信息当然也可以用来寻找新的研究课题。

全书除自序和附录以外，分为七章。综合第一章导论和自序，读者可以对此书的问题意识、理论方法和主要内容获得大致了解。不得不提的是，导论引入“知识仓库”的概念，作为特定时期入华“西学”文献的总和。第二、三两章分别讨论“知识仓库”的建立和使用。第四、五两章讨论“知识仓库”拓展和普及使用的两个基本动力，报刊新媒介的兴起与科举制度吸纳“西学”作为考试内容。第六章继续探讨科举如何影响人们活用“知识仓库”，考官所青睐的“知识仓库”的使用次序如何受到支持和挑战，以及一八三三年开始建立的“知识仓库”如何十九世纪末被从日本移植而来的“仓库”取代。第七章总结“知识仓库”建立、拓展和使用的过程及机制，并重申研究取向和基本关怀。下文尝试对各章作稍微详细的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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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旧藏，晚清报刊《知新报》

第一章导论部分改自二零零五年的两篇旧作，反映作者当时开拓阅读史的抱负。作者认为“采取阅读史的角度，结合出版史和书籍史的研究成果”，学者可以用新“视野”和新“课题”重新评估一般常见史料；突破思想史以及“传统新闻史”的限制，探索“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经济”方方面面的互动，细致描绘“西力东渐”如何改变中国人的阅读、思考和行动。除了介绍如何从阅读史的角度切入“西力东渐”这一传统课题，导论也引入一系列自创或借用的重要概念，包括“世界知识”（印刷媒体提供的关于外在现实世界的知识）、“知识仓库”、“共同知识文本”( “仓库”中广为阅读、征引的著作)，并对本书中讨论的“西学”加以界定（以“中西关系的相关课题为主轴”的“世界知识”）。在此基础上，作者简介本书的主要流程，从“知识仓库”的创建、限制进入“仓库”的物质/经济条件、报刊和科举的推动，到这一“仓库”最终被取代。值得注意的是，章末作者刻意强调史料考订对于确定“读书的时间定点与环境”不可取代的作用。

担心本书被误解为理论先行的著作，作者在出版前新写的自序中特别指出新理论、新概念不能替代史料考订，“本书的研究书写取向，与其说是宏扬实践新文化史的路数，不如说是透过实证的析论，愿将自身承继知晓的史学知识，建立更形深入的基础。”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作者对“实证”的理解，不仅来自近代史学的传统，还与更为久远的清朝考据学的“遗风”接轨。在他看来，阅读史的进路，只有与扎实的史料考证结合，才能帮助学者“逼近阅读历程的相关真相”。他提醒读者不要忽略其注释和附录，因为其中包含著他对时间和不同文献承袭关系的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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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1847年刻本

与自序一样，第二章也是专为此书出版而新写，之前从未发表，反映作者近十年研究比较后期、比较成熟的想法。这一章对“知识仓库”的初步建立、扩充、使用和限制作了相对三、四、五章个案研究而言更为宏观的讨论，旨在建立框架。这一章最重要的方法问题是：晚清中国没有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图书馆、出版目录和统计学，与书籍史或阅读史直接相关的资料很难找到，历史学家如何通过一般史料寻找读者？本书作者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通过研究表明态度：我们可以通过作者发现读者，通过写作发现阅读，因为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士人”，他们虽然内部有许多层级，相对普罗大众，都是知识精英，他们的阅读经验往往会见诸文字。“知识仓库”最初的建立者是传教士，但是中国读书人很快参与奠基的工作，像《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这样的“共同知识文本”本身即反映了中国人对传教士文献的阅读、吸收、挪用和再创作。从书写发现阅读经验，本书作者采用的基本方法是“覆按”，即通过仔细比较早期原创文献和后期受影响文献对同一议题的论述，发现后者对前者的征引和改写，在此基础上重建早期文献流传和被阅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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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寰志略》的作者徐继畲

第三章继续前章的思路，通过梳理朱一新体现域外地理知识的写作，发掘他进入“知识仓库”，阅读并使用此类“西学”书籍的经验。作者企图通过个案研究为我们解答有关阅读史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不仅包括谁是读者，还包括为何阅读和如何阅读。从朱一新的例子可以看出即使立场保守的传统读书人，也会涉猎并运用“西学”书籍，以参与对国家疆界这类重要议题的讨论，为重申自己的基本政治立场寻找可靠知识作为依据。与这一时期许多其他长期浸润在传统中的读书人一样，在他的阅读过程中，新知并未取代旧学，相反，新知旧学融为一体，发展出“以西证中”、“中西互证”的知识生产模式。

第四章有两个最重要的贡献，一是提出“西学”的“新闻化”这一论点，二是以《时务报》为个案讨论“西学”的传播者与读者的互动以及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所谓“西学”的“新闻化”指的是，新闻报刊作为一种现代媒介为“知识仓库”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在具有公信力的报纸上刊登的报导和译稿迅速获得“权威”地位，被认为既具“实用”价值，又可充当宝贵的知识储备，因此被收入各种《经世文编》和“西学”书籍加以重印。对《时务报》“受众”的研究则得益于对《汪康年师友书札》以及若干读者日记的梳理。除了注意读者的阅读活动，作者还特别注意因阅读而缘起的各种读后活动，包括捐款、销售、交流阅报情报、乃至“抱团”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对《时务报》的持续关注不仅塑造了一个“读书社群”，还为一部分特别活跃的读者/作者提供了组织起来讨论并参与政治的平台。作者有意通过《时务报》作者与读者的研究，贡献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尽管他同时指出这个可能的“公共空间”既受到思想价值冲突的伤害，也受到地理等物质条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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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报刊《时务报》

对本书作者来说，到第四章为止，“知识仓库”的建立与拓展似乎主要是由积极的力量主导，中国“士人”因此开阔了眼界，可以自由进出“仓库”，融合旧学与新知，享受阅读和思考的快乐。从第五章开始，这个基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本章以旧瓶装新酒为比喻讨论在湖南学政江标领导下科举体制如何容纳“西学”，如何促成有关“知识仓库”的普及和升级。使用的材料主要是《沅湘通艺录》，其中收入了江标在位期间（1894年12月至1897年12月）湖南科举的试题和优秀答卷。“西学”进入科举的结果是，一方面功名利禄为“士人”充分发掘、整合现有“知识仓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另一方面同样的动力也诱导一部分读书人滥用自由，抄袭他人作品，科举命题牵涉的“知识仓库”的部分储备更成为市场上牟利的资本，各种翻印本应运而生。本章讨论使人想起康德所谓恶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恐怕不能否认没有功名利禄、没有私利的推动，阅读“西学”只是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行为，而不能成为普遍的潮流，有关“知识仓库”便没有机会被充分利用乃至换代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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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标（1860-1899），晚清维新派

第六章讨论当科举和报刊两种动力结合到一起对“西学”阅读的影响。江标的继任者徐仁铸继续依考题为杠杆指导学子读书、购书，迫使他们不仅要充分利用既存的“知识仓库”，还要关注“文化市场的最新动向”，如果买不到最新出版的书籍，就不得不依赖报纸对时事的报道和对新书的介绍。当徐氏试图推广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为莘莘学子进入有关“知识仓库”，使用“各种储备”提供先后次序时，反对康梁一方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却终于被克服。这一“读书秩序”的确立，说明“知识仓库”的建设已经臻于完善。物极必反，本章最后一部分指出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教士、中国“士人”和部分日本学者合建的“知识仓库”终于被日本输入的新知取代。作者似乎认为这一“转易”的主要动力是知识的新陈代谢。值得考虑的问题是:为何日本人营建的“知识仓库”如此轻易地取代了几代中国人辛苦参与经营的“知识仓库”?为什么两个“仓库”不能并存或融合？原有的“仓库”是不是所有的储备都落伍了，因而必须替换？这一“转易”多大程度上以日本的经验取代了原有的中国经验？

第七章结论先提纲挈领地概括“知识仓库”建设的过程，再探讨进入“仓库”阅读“西学”的自由和种种限制，包括政府和权威的压制、思想斗争和物质条件等等，最后重申作者的基本取向，即以细致的个案研究，再现复杂个人经验，取代“整齐划一系统分明”的宏大历史敍述。考虑当下的学术氛围和作者实证史学的立场，我们不难理解反对大历史、反对大叙述的冲动，问题是“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除了丰富的细节和诸多面向的讨论，在探索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历史学家是否能够对从1833年到1898年之间“西学东渐”的机制、特征和动力有一个较为总体的把握呢？历史的真相是否就是没有“共相”呢？这是本书留给我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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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收入其文集《坟》

上文提到此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引入了一些中文读者不一定熟悉的概念，其中一些译自西方书籍史和阅读史的概念，一些是作者的独创。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有时不够及时充分，增加了读者理解的难度。作者往往在注释中解释自己独创的概念，比如“世界知识”、“共同知识文本”，也在注释中简要说明翻译概念的出处。如果在正文中区分自创概念和翻译概念，并且在概念第一次出现时对其含义略加解释，应该可以减少混淆：“读书秩序”，似乎是自创的概念，与“书籍秩序”（the order of books）接近，两个概念先后在书中出现，却未明确加以区分；有些翻译的概念，比如“公共空间”，虽然貌似熟悉，读者却未必知道确切含义，在介绍出处之馀，也还是略作解释更好。另有一些说法，反覆出现，相当重要，其具体含义在注释或正文中却均未得到及时而充分的阐释，如“回到历史本来场景”、“西学的新闻化”等。

标题中的“西学”是全书最关键的概念之一。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定义清晰的现代学术的概念，在本书研究的时段就曾经广泛使用，而且不同人不同场合使用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作者在第一章导论给出的界定是“以环绕中西关系的相关课题为主轴”，却无法自始至终遵循这个界定，而在行文中保留不少历史概念的模糊性。比如第一章就提到黄遵宪《日本国志》作为与“西学”相关的“知识仓库”的基本储备，这本书是关于明治维新的日本史著作，与中西关系只有非常边缘的联系。第四章提到《时务报》刊登外国报导“中国内部动乱”和孙中山事迹的译稿。中国内部事务和人物为什么构成以中西关系为主轴的“西学”的一部分呢？是不是因为这些内容是出自外国的报导呢？《时务报》和其他近代报刊刊登的文字多大程度上可以笼统归入“西学”呢？对这些疑问作者均应予以澄清。

第五章提供了江标命题的列表，其中“西学”事务一栏，不少是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根据西方模式进行近代化变革的内容，只能算是广义的“中西关系”；“世界局势”、“时事”、“时务著作阅读心得”几类倒是涉及一些标准意义上“中西关系”（比如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外交、和战，以及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国政治等）的内容。第六章讨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原表细分为“西学”、“西政”和“杂类”，梁氏所谓“西学”正好是本书作者在第一章导论排除不讨论的医学和自然科学，所谓“西政”才包含广义的中西关系（近代化变革）的内容。这些概念上的困难本书作者似乎没有予以足够考虑。如果，他将“西学”定义为关于近代世界的种种知识，处理以上材料可能会容易一些。他可以说，因为近代世界由西方（欧美列强）主导，所以将关于近代世界的知识，包括日、中两国通过改革进入这一世界体系的知识，统称为“西学”并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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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小像

标题中的“士人”也是一个传统概念。本书使用“这一概念”囊括所有读书人，既包括与传教士和其他西方人接触比较多的口岸知识分子，买办知识分子和新式洋务学堂毕业生，也包括接受旧式经典教育，以科举为主要出路的读书人。他们接触“西学”的途径、使用和建设“知识仓库”的经验都不同，似应分开处理较好。许多“共同知识文本”，比如第五章提到的《盛世危言》，其实是第一类洋务知识分子根据他们与西方人直接打交道的经验创造出来，这些文本受到重视也改变了他们相对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的弱势地位。简言之，一部“西学”阅读史反映了不同“士人”权力关系的升降，乃至是传统“士人”逐渐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历史。

“知识仓库”是本书最精彩的概念，虽然是翻译而来，却和中国语言文化的习惯并不排斥。本书是一部近代“西学”的“知识仓库”在中国本土从草创到拓展到被取代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同“知识仓库”的关系史。作者在第六章讨论了“西学”和“东学”两个“知识仓库”的踫撞和“转易”。其实还有第三个“知识仓库”，即以《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问的“知识仓库”。这个历经三千年积累才建成的“仓库”对中国人如何阅读“西学”、吸收“西学”至关重要。它提供了近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知识，包括各种边疆史地著作、中西/中俄交往的资料以及中国人对其他外族、外域的纪录。这些是本书第三章朱一新赖以与“西学”互证的“中学”。传统的“知识仓库”中也包括了先前由耶稣会传来的“西学”，即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的关于西方和西方人统治的世界的知识。这个传统“仓库”较晚增建的分支，构成了关于“西学”的旧库，鸦片战争前后受到时代危机的影响，也被重新启用，部分内容还变成新库的储备。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本书作者指出，“‘世界知识’的生産制造，不能自外于具体的文化环境”；外来的形象，“必须通过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脉络，才能被揭示阐明。”传统的“知识仓库”作为一个整体便为晚清“世界知识”的生産提供了“具体的文化环境”，为中国人理解外来形象提供了“自身的历史文化脉络”。从不同“知识仓库”的踫撞、互动、合併、取代出发，我们探讨“西学东渐”的历史必将获得另一种经验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