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1日下午，排列三走势图第十六期邀访学者交流会（第三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俞学明老师，以“我为什么研究天台宗”为题，分享了她从学术启蒙到以佛教研究为人生志业的心路历程，同时以天台宗的研究为切入点引出学术界目前关注的若干重要问题。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猛老师，以“我为什么研究中古佛教文献”为题，从中古佛教文献研究“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三方面，分享了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心得。同期邀访学者Anthony Carty、王瑷玲、Gail Alexandra Cook、刘皓明、周明初、郜积意、于建军、魏继印、丁辉、赵晶、蒋文、皮迷迷、张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排列三走势图副院长段德敏、阎天，院长助理韩笑等参加了交流会。蒋文老师主持。
首先，俞学明老师分享了自己与佛教天台宗研究的个人渊源。家中长辈对佛教的信仰，引发了俞老师对信仰现象的好奇与兴趣；家乡与智者大师天台宗祖庭所在的浙江天台山相距不远，这种地理上的亲近感也成为俞老师选择研究天台宗的原因之一。情感与兴趣只是一切的起点，真正让研究之路得以一直推进的关键，则是天台宗在中国佛教和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地位。
俞学明老师分享
俞学明老师接着指出，这种偶遇式的经历只是进入研究的开始，而学术志业的深入还需要对于“如何研究”的确认。俞老师认为当年对研究的“种子”的进一步追问，构成了后来她的研究的主要问题点，即：中国人为何会信仰来自异域的佛教？在此问题之下，又引发更多思考：中国宗教的特点是什么？佛教的特点是什么？佛教为何能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这些问题，大而化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佛教化中国”的重大课题。俞老师指出，天台宗正是佛教与中国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典范性成果。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以后，被中国文化改造，逐渐融入中国，同时佛教哲学与文化又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佛教的独特样态，而天台宗正是了解这一过程的经典案例。
俞学明老师通过几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来说明佛教研究的综合性和跨学科特点。第一种是文献学的研究路径，必须进行细致而长期的文献整理工作，而佛教文献浩如烟海，自然无法穷尽。国内这一路径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学界的影响，80后、90后的学者比过去有更多的留学机会以及更便捷的网络通讯手段，因此年轻学者能够得到更好的文献学训练。第二种是哲学义理的研究路径，俞学明老师自己就属于这类。第三种是宗教学研究路径。一方面，宗教学本身的分支学科丰富多元，是多学科参与宗教研究的反映；另一方面，宗教自身的丰富内涵也需要研究的多维度参与。俞老师还提到佛教的禅修实践和义理的关系，这也是佛教作为宗教在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在分享了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之后，俞学明老师对此次交流会的关键词“天台宗”进行了多维度的介绍。天台宗是最早成立的中国佛教宗派，俞老师从七个方面分析了天台宗对整个中国佛教史的贡献。
第一，从组织架构上来看，天台宗具有完备的传承系统，包括创始人、发祥地、教理教规、修行方法、具有师承关系的僧众团体、较为固定的道场，以及囊括了西天二十四祖和中土十七祖的法脉传承。
第二，天台宗著述丰富，拥有完整的经典解释框架和史传传统，包括“五重玄义”的解经传统、在学术史整理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诠释路径。更可贵的是，天台宗不仅有理论传承，还有绵延不绝的实践传统。
第三，天台宗义理是南北朝学术之集大成，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哲学的巨大创新。从智者大师，到唐代湛然，再到北宋知礼等人，无不是著作等身。他们通过整理与回应此前宗派内外的思想，使得天台宗思想逐渐形成了海纳百川的样态，囊括了判教论、实相论、真理论、佛性论、心性论、修行论、法统论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成为一个庞大而完整的义理体系。一般认为，宋明理学受到了禅宗的深刻影响。但若再向前追溯，如果不了解佛教天台宗与华严宗的思想，就很难真正理解禅宗。俞老师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禅宗是对教门的反思以及重新规制，正是因为天台与华严的义理体系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引发了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由于教理体系过于庞大，以至于让人忘记佛教的终极目的为何，因此禅宗才要提出“明心见性”。此外，俞老师认为，佛教与中国哲学中唐学术转型之间的联系也十分值得探讨，她目前正在对这方面问题进行研究，期待此后能与大家分享成果。
第四，关于天台宗对中国佛教史的贡献，俞学明老师还从宗派和制度建设的角度加以了阐释。谈及佛教制度建设，往往会率先想到禅门的《百丈清规》。但事实上，为严肃丛林规范、加强道风建设，天台智者大师亲订《制法》十条、忏仪等，比唐代百丈禅师制定《禅门规式》早二百年。大师也很重视学风建设，为天台宗学人规定了“十意，融通佛法”，即十项学习佛法、融通佛法的观点与方法，以免学人堕入“文字”或“暗证”。
第五，俞老师指出，天台智者大师智顗在处理政教关系方面亦堪称典范，陈、隋两朝君主都和他有密切联系和往来。陈宣帝曾下诏割始丰县（今台州天台县）税赋，以充作智顗所在寺院之斋粮，又免两户百姓徭役，专为寺院挑水砍柴。而智顗“智者”之尊号，正是当时尚为晋王的杨广于隋开皇十一年（591）请智顗为他受菩萨戒，被授予“总持”之法号时，回赠给智顗的。类似的记载还有许多，这些史料表明，智者大师在处理政教关系方面十分高明。
第六，天台宗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民间俗文化。我们知道，从古至今关公信仰在民间影响很大。今湖北省当阳市有一玉泉寺，寺中藏有《重修玉泉寺关庙记》，记载该寺正是关羽殒身之处，智顗曾于此处遇见关羽灵魂，于是修建玉泉寺，并上表隋帝奏请将关羽尊奉为伽蓝神，护佑一方。另一个事例则表明了智者大师与佛教放生仪式之间亦有渊源，陈后主曾于陈至德元年（583），命国子祭酒徐孝克撰写《天台山修禅寺智者禅师放生碑记》。虽然放生在先秦已有先例，但将放生纳入佛教实践中者，应属智者大师。直至今日，放生依然是佛教和民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天台宗对于移风易俗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另外，这种影响还反映在忏法方面。佛教忏法忏仪的内容在智顗、灌顶时期就有非常系统的撰述，并且与天台宗义理有所关联，包括《法华三昧忏仪》《方等三昧行法》，《国清百录》中收有《请观音忏法》《金光明忏法》《方等忏法》三种，《摩诃止观》讲述四种三昧时，也提及各种忏法。天台宗将忏法视作佛教制度建设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佛教僧人教育和规制的一部分，这些忏法直至如今依然被使用着。
第七，俞学明老师认为，天台宗与东亚佛教之间联系紧密。日本鉴真是依于恒景受的具足戒，恒景律师也是玉泉系天台僧人的代表。鉴真东渡日本后，不仅宣讲戒律，亦传布天台教观，宣讲“天台三大部”等。日本僧人最澄正是在鉴真影响之下，携弟子义真等入唐求法，此后回日本创立了日本天台宗。历史上新罗、高句丽等国僧人也曾到中国，其中亦不乏投入天台宗门下者，有的留在东土修行，有的归国后继续宣讲天台止观之教。
天台宗与关公信仰
从天台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丰富面向可以看出，天台宗研究需要多学科、多进路。俞学明老师又说明，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研究天台宗，还面临着很多学术方法和范式的反思，这种反思与研究是同时进行的，使得天台宗研究更为复杂。俞老师以“宗派”为例，说明学术反思在以天台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研究中的影响。天台宗是佛教宗派，但“宗派”概念是否能够恰当地描述中国佛教的真实样态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却一直备受争议，甚至中国佛教中宗派的存在，近几年也不断被质疑。不论是南北朝“学派”，抑或隋唐“宗派”，不可否认此类描述主要是受到外来学术的影响。这当中既包括西方宗教学的神学传统，也包括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更为复杂的是，日本佛教的生存样态也介入了中国佛教研究范式的构建和反思之中。日本学者使用“宗派”概念首先源于十三世纪凝然对日本佛教和中国佛教的总结，但日本佛教自身生存样态和中国佛教有很大不同，汤用彤先生反思中国佛教有无“十宗”的问题，但并不反对“宗派”的范式，他对举南北朝“学派”建立的隋唐“宗派”之标准对现代佛教研究影响甚大，但其中提到“门户见深，入主出奴”的排外性特征，在中国佛教宗派尤其是隋唐时期的中国佛教中并不普遍，因而若用严格的“宗派”界定，否定以“宗派”范式解读中国佛教，似乎有其理由。俞老师介绍了学术界对中国“宗派”问题反思的成果，也说明了自己对“宗派”范式研究的基本态度，即保留“宗派”范式，更为完整深入地揭示中国佛教宗派的特点和发展理路。
最后，俞学明老师简单介绍了天台宗义理研究的思路，主要围绕智顗提出的“三谛圆融”来说明。她选用了《摩诃止观》中的一段文本，对其中“空”“假”“中”“三谛”“三智”“三观”等概念的来历和关系做了简单说明，指出智顗对于龙树《中论》中“三是偈”的解读，进一步提出智、谛、观的相即关系，在实相论基础上落实于“观心”，区分了次第三观和圆妙三观，前者先空、次假、后中，后者即空、即假、即中，从而形成隔历三谛和圆融三谛的分别。通过三谛圆融思想，智顗不仅构建了天台的理论特色，而且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融中，从理论上论证和肯定了现实生活在佛教体系中的意义，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即事而真，初发心时便成正觉”。如此一来，出世的佛教和现实的中国文化品性相融无间，真正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大家庭之中。
俞学明老师的分享到此为止，随后，与会的学者们就诸多有趣的问题展开了交流和讨论。蒋文老师首先回应了报告中关于中国佛教宗派性与日本佛教学关系问题的部分，她认为如何处理外来与传统的学术范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学术交互的语境下去融合，是传统人文学科共同面临的问题。蒋老师想到Anthony Carty教授在周二的报告会中所讲的很多时候不一定有“正义”，它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学者面临的也同样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只是出于自身的需要或者传统，来选择适合的研究方式。
皮迷迷老师认为，智者大师进行佛学教育的经历，对于研究经学的汉宋之别十分有启发。教化的本质究竟是认识圣人，还是仅仅认识圣人所制之法？佛教教化具有两面性，它既有超凡脱俗的神圣性，又具有下沉于社会的世俗性，方能实现广泛的教化。佛教擅长于教化，由此直接开启了宋学的转向。俞学明老师回应，《法华经》与《华严经》虽然都作为圆教，但最大的区别在于《法华经》对让所有人都成佛的强调，这就如同教育的目的是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圣人”观的问题，在汉宋学术转化中很重要，佛教如何受秦汉学术影响，构建自己的佛陀观和佛性论，同时又对宋以后的圣人观产生影响，这是很有意义的问题。她认为，或许竺道生、谢灵运是理解圣人观转化的一个窗口；个体以成佛为目标，与宋代希圣希贤变成一个明确的个体化追求、“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的凸显之间的关联性，俞老师认为这可以作为儒佛关系研究的一个线索。
皮老师又从新语词翻译的视角，提出关于“Religion”翻译成“宗教”是否合适的问题。刘皓明老师回应说，“Religion”的拉丁文词根有“捆绑”的含义，这与“宗”的概念有一定的共通性，因此他认为“宗教”一词翻译得十分恰当。张萌老师则认为“宗派”一词被翻译成“Sect”并不合适。英语中“Sect”往往指从“Church”中反叛分裂出去的一部分，但中国的宗派更倾向于是对印度佛教的一种传播与延续，而非反叛。俞老师也认为“宗派”翻译为“Sect”并不完全合适，用“School”或“Sect”是通常的做法，但似乎都不能完整体现汤用彤先生以来区分南北朝“学派”和隋唐“宗派”的思路，但目前学术界没有公认的更好的翻译。必须承认，文化差异在文化传播中确实存在隔历。
交流会的第二部分，李猛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古佛教文献的分期与主要内容。中古佛教文献，从时段而言，是指汉唐佛教文献，具体又可分为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个阶段。从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汉文《大藏经》、藏外佛教文献、敦煌与吐鲁番佛教文献、域外佛教文献以及造像记、石窟题记、石经题记等，数量较为庞大。同时，李老师还指出，中古佛教文献主要集中在《大藏经》“史传部”与“目录部”，自己关注较多的是僧传、法集、诗文、小说等，属于文学与佛教文献研究的交叉点。
李猛老师分享
其次，李老师介绍了中古佛教文献研究目前的便利条件与机遇。一方面，《大藏经》的文本早已实现电子检索，且还不止一种，如CBETA、SAT。另一方面多种宋元刻本《大藏经》的高清图版陆续公布。此外，日本古写经数据库也在逐渐开放使用，这些为研究佛教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过，中外学者也注意到CBETA等数据库底本、校勘存在很多问题，不同版本系统的藏经之间异文较多，亟需利用早期藏经写刻本重新校勘、系统整理。中古佛教资料既有文献价值，保存了不载于其他文献的佛道论争材料、涉佛诗文等，也因其宗教立场，记载人、事可以做到不以官方意志为转移，较传统官修正史文献，记述更客观、立体。李老师同时指出，中古佛教文献因其立场，也有一定问题与缺陷，学者在利用时需加辨析。
为阐明如何利用中古佛教文献资料，李猛老师列举了四个案例。一是通过比对道宣《续高僧传》与道世《法苑珠林》所引《续高僧传》的文本差异，指出道宣晚年对《续高僧传》的删改，进而探析其删改意图。二是以不同藏经版本的异文与《广弘明集》的编撰体例，辨明一直以来被认为范泰作品的《佛赞》，实为谢灵运所作。三是根据藏经版本、文书制度重新厘清萧子良与孔稚珪五篇书信的文本。四是仔细爬梳文献中所载北周武帝宇文邕入冥故事，根据见证人、结果与文献来源，梳理出三个版本。最后，李老师表示，接下来会进一步挖掘宇文邕入冥所反映的隋末唐初灭佛背景，以及僧徒编纂灵验故事背后之护法意图。
广弘明集卷第一
随后的交流环节中，学者们对宇文邕入冥的案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主持人蒋文老师补充了道教文献、先秦文献中类似的灵验感应故事，并指出先秦秦汉时期人们的地下想象很丰富，但到了秦汉以后，生人对死者的态度却出现排斥。刘皓明老师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了中西游冥文学书写的差异。赵晶老师认为，大量灵验故事的产生，实际上是套用固定模式来推广某种信仰，因而灵验故事中对某部经书的念诵，有着宣传这本经书的目的。对此，李猛老师回应，一些灵验故事集的确有宣传佛经的目的，不过宇文邕故事中，道宣、道世集录的版本明确强调宇文邕入冥之原因，这说明不同文献使用同一故事内核时，可能有不同的意图，另外也要从不同接受群体这一视角来看纂集目的。
周明初老师对《广弘明集》所收诗文的文献价值感兴趣。李猛老师强调，现存大半完整的佛教诗歌都是靠《广弘明集》保存的。而明冯惟讷辑《古诗纪》，大量利用了《广弘明集》，不过他所用的本子时代晚、改动又多；逯钦立先生又在《古诗纪》基础上辑录《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很多错误都被沿袭下来了。小说文献的整理亦然，《法苑珠林》等书载录的小说，不少经过道世本人改动，而且有些标明的文献来源也是错的，因而不能想当然就用此书来辑佚、校勘，而应考索文献来源。王瑷玲老师还提出，僧传中不避讳现实政治的原因，是否有便于文献流通传播方面的考量。李猛老师则认为，不避讳主要可能是僧人为了营造出帝王护持佛教之声势。
最后，在场学者又与李猛老师交流了大陆佛教文献研究现状、海外中古佛教文献研究主要成果、研究手抄本时代的文本需要注意什么等问题。李猛老师表示，青年一代佛教相关研究者开放性较强，他们多会积极分享研究资源。至于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多以研究班的形式将一些重要典籍逐字逐句译注出来，如《高僧传》《弘明集》《笑道论》《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净住子》等。本场交流会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结束。
撰稿：林莉莉、李寅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