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雅集

中国文人素来有雅集的传统，排列三走势图也自成立之初便推出“静园雅集”系列学术活动，邀请海内外学者畅叙诗词书画、图像与音乐、戏剧与电影等等，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学术的理解与认识，也为排列三走势图的学术活动增添了别样的意趣。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里，宅居在家，“雅兴”依然。虽暂时无法相聚于静园，排列三走势图特开设“线上雅集”栏目，借助文化与艺术的渗透力量，带领大家一起“云游”于古今中西，追寻故事背后的故事，品味学术以外的学术，收获欣然自足的乐趣。

今日我们继续推送《书斋内外的钱锺书》系列分享的第五期，“《管锥编》论‘神道设教’”。本系列共六期，由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排列三走势图第四期邀访学者张治撰稿并讲解。钱锺书的阅读世界，并非躲避现实的乌托邦，而是与他身处的时代多有联系。在动荡、艰难的年月，读书有何作为？张老师在钱锺书身上看到从不避重就轻的治学精神，以及敢于痛快直白的批评态度，这是读书人的美德和操守。在以下的视频节目里，张老师将和大家分享他近年研究钱锺书先生著作和手稿集的一些收获。

《管锥编》论“神道设教”

钱锺书晚年的著作《管锥编》，是一部内在结构精巧，但篇目论题却看起来非常松散的学术专著，全书构思写作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那时，钱锺书夫妇刚刚从干校返回北京。从一些书信材料来看，重回书斋的钱锺书，对于完成著作的愿望非常强烈，他曾摹仿清代诗人杜濬杜于皇的话，戏言就算是司马迁韩愈住在隔壁，前来造访，自己也是忙到无法奉陪了。

这部大书涉及了很多宗教哲学著作，但并非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路数。钱锺书想要扩大“文学”的范围，将一切人类精神思想活动均视为文学研究理应关照的对象，但他切入问题的思考角度，仍然反映出了切实而独特的见解。在此，我向大家推荐书中论《周易正义》“《观》”卦的这一篇。

这篇看起来很长，却只是开篇引了一句总结性的彖辞：“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字面意思是，古代圣贤树立鬼神崇拜的宗教，从此天下人都服从。钱锺书用《管子·牧民》里说的四个方面来展开这奉祀的对象。其中一部分是天地自然神明，还有先辈人死后的鬼魂。根据《淮南子》所说，其中具体的习俗，主要是忌讳的内容，不会明确写在书策竹帛上，只能通过显示吉凶后果的不同来使民众感受，从而形成教化。但《墨子·明鬼》篇里说，神道设教是有益于治国的，因此古代圣王都是要将之形成文字的，这一点和《淮南子》说法不同。我们知道诸子百家里墨家最喜谈鬼，因为墨家源于清庙之守，本就是接近鬼神的。而所谓政教相须，最终得到了后世论者的认可，提倡用宗教来补助政法，用鬼神来辅助官吏。

钱锺书随即引述了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一句名言：“众人（the people）视各教皆真（equally true），哲人（the philosopher）视各教皆妄（equally false），官人（the magistrate ）视各教皆有用（equally useful）”。原话说得简要准确，他译成的中文也好。

罗马帝国扩张时期，他们不断把外国的神明带回罗马来壮大他们的万神庙。民众是热情的万神论者，他们不像后来信奉一神论的民族，要消除不同信仰，既然台伯河神灵验，那么埃及的尼罗河神也灵验，每一个河流山川和每一种神秘的力量都值得敬畏。哲学家们并不接受这种狂热，他们信不过靠诗人们捏造的故事流传下来的那些神明。而且那些神明浑身人性的缺点，更不能让哲学家们觉得有必要膜拜了。而行政官吏们，也是读过书的哲学家，他们同样知道这些都是虚假的，但他们擅于利用，比如各种宗教节庆，来鼓励人民提高德行素质；还有占卜术，来宣传和推行政策；还有各种神明崇拜都有利于团结联络帝国的各行省。这就是吉本这段话的基本意思。

钱锺书指出和吉本同时代的孟德斯鸠（《罗马衰亡原因论》）以及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也都谈到这个话题，不如吉本笔舌之冷隽。而古希腊怀疑派哲学家恩披里克也是这个态度：“谓于国教以至俗信，不妨二心两舌，外示和同而内不奉持，所以免祸远害”，后来在蒙田、笛卡尔那里还被当作是一种自我约束的重要法则。

蒙田有一篇随笔，“论习惯与不轻易改变已被接受的法律”，他说聪明人必须摆脱内心束缚，保持自由状态，具备自由判断事物的能力；但是行为上又不得不随波逐流。他以苏格拉底为例，说这位伟大哲人拒绝违抗法官并不公正的评判，服从接受死刑。蒙田说，“这是规则中的通则，法律中的公法：每个人都要遵守他所在环境中的习惯”。目前的中译本这里译作“每个人都要遵守当地法律”，意思不够准确。

笛卡尔的意见出自《谈谈方法》第三部分，笛卡尔怕惹祸上身，给自己制定了四条临时准则，其中第一条，就是遵守本国法律，笃信从小所领受的宗教，虽然内心知道它们一钱不值。我们知道笛卡尔生活的时代，教派争斗还是很多，尤其对学术思想的干扰特别多。笛卡尔跑到新教国家荷兰去，但还是受到排斥。后来荷兰也无法立足，被热爱学术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请到斯德哥尔摩去，但当时北欧又冷又穷，笛卡尔受寒得了肺炎去世。

十六、十七世纪在欧洲思想界是个分水岭，有一部书，《十六世纪的不信教问题》，以法国作家拉伯雷为分析对象。告诉我们十六世纪并不存在“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看似在嘲笑教士和信徒，实际上是在讽刺那些愚蠢的现象，并非宗教信仰本身。蒙田也是非常认真严肃的态度。而十七世纪不一样了，理性精神抬头，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说真理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人类自己的智慧。钱锺书说

十六世纪基督教神甫制定“内心保留”（mental reservation）之法，作用大同。

这指的是一种伦理学观念，简单说就是承认一种必要性的撒谎。十六世纪西班牙的神学家（Martin de Azpilcueta）曾提出这个概念，即允许在言谈中有所保留地谈及真理，真理的其他部分可在内心保留。这本来是宗教内部的一种观念，在作用上却和反对或者鄙视宗教的方法完全一致。

然后钱锺书引了写乌托邦小说《太阳城》的意大利作家康帕内拉的诗句。这句诗被译作“闭户独居时，心光自照”，我非常喜爱它的意思。“心光自照”暗用了“虚室生白”的典故，这是《庄子》里讲到“心斋”的话。读书人不能全依赖于外在时代的光，而应该是内心有光明生出。这就是“虚室生白”，在封闭黑暗处，生出光来。康帕内拉又说，等出门走向大众，则要随俗委蛇。而不是学第欧根尼，大白天打着灯笼，说我要找一个人。那样做有时倒像是哗众取宠了。这看似不够纯粹、好像做人两面派的行事方式，其实并不只是一种生存法则。

钱锺书接着联系到《老子》里的“和其光，同其尘”，以及佛经里说的“权实双行法”。《管锥编》讨论《老子》王弼注里的内容时，曾说如果放言高论，人要有两套哲学，一套用于独居，一套用于群居。《华严经·离世间品》提到“权实双行法”，指的是权宜和实际同时进展，具体说则“依二谛”。以前我也以为“俗谛”和“真谛”是对立不容的。但读到“权实双行法”，才知“真谛”与“俗谛”，其实是如“一双孤雁掠地高飞，两个鸳鸯池边独立”。但平头百姓容易做到，哲学家们却需要苦苦思考才能体会，大概这是通过思辩精神把“自发”上升到“自觉”高度的不同吧。

这篇还有很长一段，论述哲人和官人在宗教观上的关系。哲人知道官人不信宗教，但是设神道来愚民，这是一层；哲人告诫君主要在民人面前展示出信宗教的样子，就是拿官人觉得可用的原则来约束官人的道德行为，这又是一层；第三层就是君主也会依样画葫芦，拿宗教来控制臣子，但是这第三层里面也有反例，君主因宗教好用信以为真，反而是臣子不作为了，就要和稀泥，把宗教引出的灾难罪责向外附会，或是解释成祥瑞。法规可以变动，但制定和贯彻法规的人是关键。神道设教有本初合理的目的，但最后变成了“杀人以当天变”，和现代政治法则里的“我负责，人任过”，都是文明发展的问题。

“神道设教”本初的理想，是执政者根据民间原有信仰进行改造，合乎老百姓基本的信忌意愿，然后使之合理化有效化。若是武断地认为这些鬼神就是一两个所谓“圣人”的虚构，相关的仪式也是一两个“君子”的首创，就属于“意过于通”，想当然了。伏尔泰《风俗论》中有一句名言：宗教始于第一个无赖遇到第一个笨蛋。但宗教信仰有民间习俗的基础，不是全然属于上层建筑。顾炎武等人书中都指出民人是受到不公待遇，需要宗教来告慰自己。百姓无处伸冤，不得已诉诸神明。士大夫就从中找到可以利用的方式来辅佐王政。而有道之世，那些鬼怪就都不灵验了。

钱锺书引述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的话，原来是这么说的：“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钱锺书融贯句意，译作：“宗教乃人民对实际困苦之抗议，不啻为人民之鸦片”。我们后来都熟悉“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忽视了前面有肯定的意思。

《管锥编》这篇论述，从很多角度体现出钱锺书看待历史与现实世界的一种清醒态度，其中也有他的处世哲学，内在索居独思、对外和光同尘。论及“神道设教”背后有秉政者对于民人的利用，其中“损益依傍，约定俗成”，终致迷信僵化，“末派失开宗之本真”。能够察觉民人迷信之“皆真”中果然也有“本真”可存，而非一味斥责其妄，这在论说上是颇为周全的。

以前读鲁迅小说《祝福》，祥林嫂问“我”，人死后有无灵魂，“我”回答得支支吾吾，“也许有吧，我也说不清”。令人悲哀的是，鲁迅笔下的这位现代知识分子，不再觉得自己有责任和民人的精神宗教有关系了，这只是一个连自己精神都无处依托的人，变得毫无力量。这当然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巨变下的文化承载者，他们经历的一种失语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