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3日下午，“文研读书”第40期在线举行，主题为“秩序的天下——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研读会”。《风俗与历史观》中文版主要译者、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梁敏玲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毛亦可作引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孙明主持。排列三走势图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高波，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博士后兼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黄霄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凌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田耕，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王利平，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赵思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周健与谈。

引  言

活动伊始，梁敏玲老师介绍了《风俗与历史观》一书的成书过程与该书的主要结构。《风俗与历史观》大部分章节选编自岸本老师已经出版的四册明清史论集，这些章节主要是共同研究的成果和讲座、特集的约稿，体现了岸本老师强烈的对话意愿，因此也需要读者自己提炼思路串联全书各章。接着，梁敏玲老师从四个方面介绍了本书反映的岸本老师的治史特色。她指出，岸本老师治史的首要关怀是借助当时人的思路理解历史现象，而不是借助外在的框架高高在上地俯视历史之中的人物。因此，岸本老师在书中尤其强调“风俗”这个概念，认为“风俗”体现了明末清初时人寻找变动中的根基、反思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切身关怀。岸本老师还强调开放历史研究的视野，比如将明末清初视为全球性的、联动的秩序动荡期，由此打通比较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可能性，进而发掘新的“时代划分论”的可能性。最后，岸本老师还不断反思研究者的地位，指出不仅要注重当时人的认知与感受，也要注重研究者自身的认知与感受，从而在两种感受的碰撞中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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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日] 岸本美绪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

接着，毛亦可老师从译者的角度讨论了翻译本书的感受。她指出，岸本老师视野广阔，因此全书涉及大量明清史领域之外的专业术语，为翻译带来挑战。毛亦可老师还为听众梳理了日本明清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在战后的演进历程。日本明清史研究历史悠久，早在江户时代就诞生了关于《大清会典》的研究。战后，日本历史学界大致分成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的东京学派和承续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治学理路的京都学派，不过二者都持有历史阶段论的历史观。1980年代以后，日本明清史学迎来重大转折，历史阶段论的历史观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地域社会论”的兴起。岸本老师出身东京大学，受到东京学派的影响并因而聚焦于明末清初的研究。同时，她也参与构建了“地域社会论”，近年来更是积极对话法制史、思想史学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历史观——既扭转历史阶段论、重视个人视角，也不放弃宏观层面的探索，描绘出“后十六世纪”秩序动荡的全球性。岸本老师也因此尤其重视“风俗”这种比制度“柔软”、比个体抽象的概念，在方法论上则超克陈旧的历史阶段论，在比较中寻找时代划分的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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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与  谈

在两位引言人发言过后，与谈学者各抒己见。周健老师认为，岸本老师的研究以人的活动为基础，展现交织而成的社会动力形式，这是她进行理论化的基础。《风俗与历史观》一书，是在“风俗”这样的中国固有概念与社会科学的讨论之间搭建出富有想象力的思考，以回应历史与当下的一系列重要课题。他进而分三点展开论述。首先，岸本老师一以贯之的关怀，是从日常生活出发展开史学的思考，并在研究中清晰地呈现这些思考，这一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周健老师最初接触岸本老师的学说是通过《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岸本老师在序言中以自己对周遭社会的观察来解释“地域社会论”，认为社会中每个人的常识和实践才是构成“社会”的内容。《风俗与历史观》最后一章《中国史研究中的actuality和reality》也提出，历史研究是在日常性的延长上，通过研究，注意到自明性的破绽，从而改变自己的认识世界——这正是其意义所在。其次是岸本老师在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她在学术生涯之初研究清代物价时，便注重从个别人物的动向来思考社会变动的方向。《清代物价与经济波动》一书中呈现的“经济”，既有经济环境，也有经济行为和经济思想，是有“人”且人占据重要位置的经济史。因此，岸本老师此后的研究从“经济史”转向更柔软的“社会史”，自有其根基，也不易忽视国家与制度。最后，岸本老师对研究者自身立场的充分自省引人深思。她指出，作为日本研究者不容易“客观地”研究明清史，而是通过研究中国历史来探讨自身社会所面对的现实课题。这让她的思考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比如该书多次出现的“后十六世纪问题”。同时，也必须在日本的学术脉络与社会思潮中，才能真正理解其研究的意义。

赵思渊老师首先回忆了自己整理明清契约文书的经过，对岸本老师发掘明清时人在既定社会伦理空间中的表达和生计民生的考量之间的张力深感共鸣。其次，赵思渊老师也认为时代分期论在中日学界两方面有着不同的影响与延伸。比如，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在中日两国都曾流行一时，在上世纪末史学范式转向后，日本学界通过递进和层累的方式对“世界体系”理论予以超克，中国学界对这一类理论体系的回应与反思则是阶段性的。最后，赵思渊老师认为，岸本老师所倡导的“后十六世纪问题”和“十七世纪危机”等概念不仅反映了她的理论功底，还体现了她对史料的分析功力。岸本老师善于发现常见史料中习焉不察的问题，将史料放回当时人的行动逻辑之内，帮助我们打开了运用史料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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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

[日] 岸本美绪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孙明老师关注了岸本美绪在讨论“明末清初的暴力与正义”时将阳明学与秩序动摇结合的路径。思想学说与社会政治实践特别是暴力、民变等秩序异动的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耐人琢磨的大议题。围绕阳明学与明末清初社会秩序变化特别是“民众共通感觉”的塑造，岸本美绪与沟口雄三曾经有过往复的辨析讨论。那么，在非组织形态的广大人群参与的秩序动摇现象中，阳明学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如何能够发挥作用，今天如何看待其间的因果逻辑？沟口雄三更强调秩序的结构化，认为朱子学、东林派、经世派等都是秩序动摇引出的反应，阳明学也有建立乡村秩序的动机；岸本美绪则对阳明学作为一种弥散的、模糊的学说而被士民感知到的形态进行了深刻的描绘，指向秩序解构的一面。岸本美绪所言就不是直线的“因果”路径了，而是相互影响、感应的“氤氲”。“风俗”作为方法论的意义在这里突显，它是超越单线因果的逻辑。这也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学说的问题，这些思想学说大都为治道而来，也与同时代的治乱呼吸相应，重视其“政治学”的意义将带来更多思考，而将思想学说与治乱实践纽合，推敲其间的关系、机制、逻辑、过程乃至结构，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随后发言的高波老师高度评价了岸本老师对史料与文本解读的思想性。比如，顾炎武在《日知录》第十三卷中认为风俗可以改变世界，这种观念对现代人来说非常难以理解。岸本老师将顾炎武置于明末清初人的思想世界与政治世界中，指出顾炎武的这些思考有着深厚的儒学基础，又是他对明清之际秩序崩溃的回应，这一分析是非常恰切而深入的。高波老师还认为岸本老师关于“时代划分论”的论述对中国历史学界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时代划分论”在中国兴起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后长期广受关注，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史学转向后被“打入冷宫”。相较而言，日本历史学界既反思了机械的“时代划分论”，但又不是断裂式的彻底放弃，而是尽力吸收前辈学者关于“时代划分论”思考的精华，并尝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推进。这一态度有高度借鉴性，当代中国学者应尝试创造性继承“时代划分论”的思想遗产，而不是把时代划分视为最好彻底忘记的歧途。此外，岸本老师具有出色的比较文明史视野与能力，她在世界史中重新定位雍正皇帝，指出他立足清朝社会经济状况的改革举措，是对当时东西各区域与文明共通的“后十六世纪问题”的一个出色解答。最后，高波老师还指出，岸本老师所写文章多是针对小学术共同体的约稿，其中自由地呈现了富有问题感与人情味的学术纹理，这一研究与写作状态也增强了该书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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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清] 顾炎武 著

清康熙刻本

黄霄龙老师对其从事的日本中世史研究与岸本老师的明清史研究进行了对比，凸显了岸本老师的问题意识在不同领域的共通性。比如，岸本老师在该书第十一章《动乱与自治》中进行了日本中世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比较，指出动乱和自治互为表里，强调动态的自治与集团。与之相对，日本中世史有丰富的“地域社会论”成果，但更凸显静态、日常的自治集团，比如日本中世兴盛的寺院和村落共同体——“总（惣）”。因此，从静态自治角度出发，明清村落的状况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再如，该书第五章《“老爷”和“相公”》，指出了两个用语在明清时期覆盖范围扩大化的趋势，比如“相公”一词原用于表现士人气节，到了清代，适用范围和本身的含义也发生扩大或者变化，而这些变化反映了明清社会中的阶层和身份。作为比较，日本中世的捐赠（寄進）行为说明了权力构建的过程，日本地域社会中确定各个社会阶层的身份的“场”——村落祭祀中的席位与身份可视化则说明了身份与秩序问题。而岸本老师的研究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黄霄龙老师还指出，日本中世史中的“地域社会论”一度发达，但当下运用这个框架的学者已经不多，那么明清史中“地域社会论”的演进也值得深思。

凌鹏老师结合自己对该书从头读到尾和从尾读到头的经验提出了独特的感想。凌鹏老师十分重视本书最后一章《中国史研究中的actuality和reality》。岸本老师指出，历史的actuality和研究者身处的reality之间具有张力乃至冲撞，这并非坏事，反而能够让学者重新结合自己的reality和历史的actuality，迸发思想的火花。另一方面，从这一章反观本书的第一章，可以发现一个新的命题：如果“时代划分论”不再是当代研究者的reality，那么我们的reality是什么？又如何与actuality结合？这要求当代研究者重新理解热衷于“时代划分论”的学者们的reality，而非一味抛弃。以岸本老师为例，她进入学术界的1970年代末，中日重新建交，革命中国的现状对日本学者造成了极大冲击，产生了这一代学者的新reality，因此他们开始重新结合新的reality和actuality，推动了“地域社会论”等新动向，这对当代中国学者非常有借鉴意义。本书第九章《买卖土地和买卖人口》涉及西方、中国、伊斯兰和日本关于所有制的对比，最令人惊奇。对于社会学者来说，所有权是一个重要课题，但广泛用于形容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的“多层土地所有制”概念却是依据西方所有权概念设定的。岸本老师则提醒读者，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来源并非个人所有，而是天子恩赐，这种产权概念确定了土地私有的最高目标，容易指向公利，不能简单套用西方近代的所有权概念。最后，凌鹏老师又回到第一章，指出这篇文章反映日本新一代学者重新结合reality的努力。岸本老师提出的“半开放系统”既是全球性的，又有自己独特的应对之道，对新的“时代划分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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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鱼鳞图册

王利平老师随后发言，她从历史社会学角度评价了岸本老师的贡献。她指出，岸本老师的研究注重个人，但并非完全微观，而是兼具宏观视角。比如，本书第七章《明末清初的暴力与正义问题》论及的正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岸本老师非常熟悉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将“风俗”与德国学者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论“文明”（civilization, Zivilisation）与“文化”（culture, Kultur）、英国学者汤普森（E. P. Thompson）所论 “习惯”（custom）进行对比，从而凸显了“风俗”介乎制度和习俗之间的独特地位，具有理论创见。王利平老师还认为，现代实证社会科学强调价值中立，岸本老师则揭示了“风俗”背后丰富的道德判断，这提醒当代研究者需要反思预设的“客观事实”背后夹缠的复杂的道德判断。研究者如何能够更加自觉地体察、辨析并且传达道德判断，是需要磨炼的。现代实证社会科学还往往将作为“主体”的研究者与作为“客体”的研究对象对立起来，但岸本老师对“风俗”的讨论恰恰揭示了社会关系和组织的变迁所映射的人心流变，她的不以个体和结构为对立的社会观也恰恰说明，人既在社会之中，但人的心念与行动却可以改变“风俗”和“势”的力量。最后，本书第四章《名片的效用》十分精彩，以名片为载体洞悉具体情景中亲疏远近的社会关系的编织，关系的定位既与科举、宗亲、地域等社会结构有关，也与年齿、亲疏等个体因素有关，这种多层级关系丰富了费孝通先生所言“差序格局”的图景，是社会科学网络分析所难以描摹的。这些论述对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田耕老师主要关注了岸本老师在观念检讨上的努力，这主要体现在本书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岸本老师在这些研究中与非中国史研究脉络的观念检讨展开有效互动，从而开创性地揭示了克制排他性个人所有权的力量的兴起。不仅如此，岸本老师还批评了中国研究中泛化的关系论。田耕老师认为，这些成果和岸本老师在日本学界跨地域、跨学科的交流密不可分，因此中国学界也需要打造这样的学术机制。田耕老师还高度评价了岸本老师对“风俗”的分析。岸本老师笔下的“风俗”不是单纯的文明化，也不是单纯的回到自然，这要求我们解释风俗变化的历程。正如埃利亚斯通过其文明化理论所示，随着暴力的集约，垄断网络突破个人占有开始复杂化。因此研究“风俗”的历史就是洞穿相互依赖网络发达的历史，而岸本老师深刻把握了“风俗”这种处于公私之间的地位，具有极高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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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本美绪教授

自由讨论环节，凌鹏老师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秩序和“风俗”的关系是什么？岸本老师之后的日本学界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对此，黄霄龙老师介绍了日本中世史学界近年有关“秩序”的研究动向。此前，中世史学界普遍认为日本中世与古代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支配体制的松散性，但近年来的中世史学界重新强调中世支配秩序的向心性。比如，室町幕府虽然缺乏充足的军事实力，但通过血缘和家族关系仍能构建和行使自身权威。而关于地方社会，学界则一向重视在地的习惯和秩序。梁敏玲老师结合自己采访岸本老师的经过，指出当时人所谈论的“风俗”和岸本老师作为研究者通过 “风俗”进行的方法性概念的探讨，可能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岸本老师之所以如此重视“风俗”，与她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也有关系。学生阶段，她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主流之外的学者如增渊龙夫、村松祐次、滋贺秀三那里感受到了更为贴近当时人的社会与心理感觉的呈现，即一个比西欧与日本社会流动性更强、更灵活又充满不安的中国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风俗”概念的引入，具有很强的分析价值与比较价值。梁敏玲老师还介绍，去年出版、反映最新研究动态的《论点·东洋史学》（『論点・東洋史学：アジア・アフリカへの問い』）一书涉及明清史的部分中较少明确关于“地域社会论”的讨论——这一方面说明“地域社会论”也许已经成为普遍方法而不需刻意强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的明清史研究者群体正在缩小，而且问题重心似乎有转移到内亚、东亚海域等区域的趋势。相较之下，中国明清史学界所倡导的“区域社会史”则方兴未艾。最后，赵思渊、梁敏玲和凌鹏等老师进一步围绕秩序与“风俗”的关系交换了意见。研读会至此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