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31日晚，排列三走势图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地下报告厅举行了“未名学者讲座”第五期，该讲座由兴全基金赞助，旨在展现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优秀青年学者的学术视野，分享其思想发现。此次讲座主题为“西斯廷的圣母与多拉的神隐——弗洛伊德多拉的案例研究”，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副教授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刚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评议。
孙飞宇老师首先从介绍弗洛伊德多拉的案例入手，讲述了多拉案例的背景、故事结构以及对于精神分析实践至关重要的对于两个梦境的描述和补充，引出多拉与拉斐尔著名画作《西斯廷圣母》之间的关系。其后，结合了“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时代背景剖析研究传统之中的多拉，以及多拉案例中折射出的西方文明之中最隐秘的紧张状态。在此基础之上，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对性、理性、文明的基本结构以及理解社会学之内涵等核心问题进行了讨论。
孙老师认为，对多拉案例进行社会学解读仍然首先要从弗洛伊德本人的工作和案例的具体内容入手。1900年，女病人“多拉”在他父亲的陪同下出现在弗洛伊德的诊室中，弗洛伊德对她进行了诊断，认为其是“一位普通的癔症患者”——她患有神经性咳嗽、失声、呼吸障碍、偏头疼，并表现出了抑郁及自杀倾向。10月到12月三个月的治疗结束后，弗洛伊德发表了第一份手稿，题目是“梦与歇斯底里”。而1901年4月1日，多拉再次出现在弗洛伊德的面前，并给他带来了新的消息。此后，多拉消失在弗洛伊德的世界中。1905年，弗洛伊德分两期发表了多拉的案例。
首先，多拉身处的家庭圈子是理解多拉的一个切入点：多拉的父亲是家庭中统治者的形象，是一个“年近五十、才华横溢且精力充沛的企业主”，而她的母亲则被弗洛伊德描述成一个“愚蠢、未受过教育且有严重洁癖的家庭妇女”。多拉的哥哥大多拉一岁半，是她和整个家庭的“典范”，但在家庭争端中则会与多拉站在不同的立场——哥哥站在母亲一边而多拉站在父亲一边。她还有一个姑姑和一个叔叔，身体都不健康，多拉的姑姑是她的偶像，但最后死于急剧恶化的消瘦症。而多拉本人从六岁开始体弱多病，在情感和生活上极为脆弱地依恋父亲而鄙视母亲，并由于长期治疗无效而极为抵制医生。在长期的患病、抑郁以及近期的昏厥与自杀留言后，被父亲强行带到弗洛伊德的诊所。
根据弗洛伊德的神经症理论，官能症是两大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一是力比多的执着导致的倾向，二是成人偶然的创伤性经验。而多拉的父亲向弗洛伊德叙述了这一创伤性经验，后文称为“湖畔事件”——多拉父亲由于患病而需要长期在欧洲南部的一个小镇上疗养，疗养期间，多拉一家与当地的另外一个家庭即“K夫妇”一家发展出了非同寻常的“友谊关系”：K太太和多拉父亲之间、K先生和多拉之间都发展出了十分亲密的关系。但有一次，多拉告诉父亲，在一次她与K先生单独的湖畔散步中，K先生突然非常突兀地向她求了婚。在震惊之下，多拉说她打了K先生一耳光并转身离去。多拉的父亲和叔叔立刻去找K先生求证此事，但K先生对此矢口否认。在向弗洛伊德总结了这些背景之后，多拉的父亲恳求弗洛伊德帮助他们一家，使得多拉“回到正常的轨迹”。
接下来，孙老师介绍了促使官能症发生的第二项因素——力比多执着导致的倾向所包括的两个因素，即“幼儿期的性经验”（史前经验）和个人的“性体质”。这使得我们必须去关注弗洛伊德对多拉早期经验所进行的解读和分析，而这种分析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围绕多拉形成的复杂的多重结构。首先，是多拉、多拉父亲和多拉母亲构成的俄狄浦斯三角结构，多拉在这一个三角结构中成为母亲，一个被背叛的角色；其次，是多拉、K先生和K太太形成的三角结构，多拉在此代入为K太太，而与K先生形成亲和力结构：弗洛伊德发现，很多细节证明多拉对K先生也有着爱恋之情，她并非是完全被动的被求爱的形象。再次，是多拉与K太太之间的关系，K太太既是她的“情敌”，同时也是她的“爱人”，这是多重性倒错的最后一环。在此，弗洛伊德引出了儿童心理学中“儿童性欲”的概念——在多拉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鲜明的儿童期状态，即多重的性倒错：无类别、种族、亲属界限和道德感，不会产生任何厌恶的感觉。至此，孙老师为我们梳理出了这个案例中以多拉为轴心的基本结构。多拉认为自己是被父亲作为礼物交换给了K先生，以作为K先生将K太太作为礼物给他父亲的一个回礼。在所有的结构里面，多拉要么被背叛，要么被拒绝。而她生活世界中的所有的关系，都在她的癔症中以极其具身化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此后，弗洛伊德运用了精神分析的基本方法即“自由联想法”，令多拉对他讲述并补充了自己的两个梦境。多拉讲述的第一个梦在弗洛伊德看来基本上是一个俄狄浦斯式的梦——多拉通过这个梦取代了她的母亲。多拉的第二个梦意象更为复杂，弗洛伊德对这个梦中的意象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析，认为梦境的第一重含义是“蹂躏处女”。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多拉对于梦的补充，这将我们最终引到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那里。通过自由联想法，多拉补充道，梦中她“拒绝陌生人而独自前往”这一行为意象的经验材料来自于现实——几年前，当她在德累斯顿停留期间，她在当地的一位表哥提议做她的向导带领她游览著名的历代大师画廊，但是当时多拉“拒绝”了，她“独自前往”历代大师画廊并在拉斐尔的名画《西斯廷圣母》前静静伫立了两个小时，全神贯注于默默的崇拜之中。弗洛伊德问她为什么，她无法回答，最后只说了一句“圣母玛利亚”。
孙老师围绕着“圣母玛利亚”这一意象，梳理了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传统如神话学、宗教学传统之内的讨论。多拉在“湖畔事件”发生的九个月后，腿部出现行动不便，虽然多拉自己声称是阑尾炎手术导致的后遗症，但弗洛伊德认为“九个月”以及“失足”（腿部行动不变）是鲜明的生殖意象：如果当初多拉接受了K先生，那么九个月后多拉很可能会生下一个孩子。而西斯廷圣母与多拉之间的重合关系，就在于关于圣母的最基本意象即是未婚怀孕或“神圣始胎”的问题。孙老师进一步将这种关联放在“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时代背景中考察，并揭开了多拉这位“永远的病人”的真实面貌。
身为犹太人的多拉身上背负着犹太人自身的宿命：永恒的不安和被驱逐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心的脆弱。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和资本主义而来的大规模生产的兴起为大众文化、剩余价值以及私人的休闲生活提供了可能。在智识的层面上，启蒙运动的主体观、康德意义上的“个人自治”以及波德莱尔、本雅明、齐美尔、涂尔干、韦伯、惠特曼等等所谓的“现代性意象”开始出现，女性也开始进入到公共领域。与此同时，对应着各种各样的颓废、退化、忧郁、边缘、无意义以及各种各样的病症的出现。另外，心理学领域出现了对于“癔症”的认识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将癔症视为一种基于欧洲传统、欧洲文明与现代文明产生冲突而迸发出来的一种时代现象。对于长期遭受电击治疗而不见成效的多拉而言，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机遇和可能。事实证明，弗洛伊德确实治好了多拉的病。
那么，“多拉”这一名字究竟来自何处？它的背后有何含义？它与《西斯廷圣母》之间又存在什么隐秘的关联？孙老师借用Panofsky等人的考证，认为从希腊以降，多拉其实就是“潘多拉”的意思，基本意象是一个“礼物”。而潘多拉在欧洲文明史和神话学中与“夏娃”和“圣母玛利亚”在意象上都存在着重叠。未婚生子和神圣始胎，可以理解为一个从没有规则到产生并受制于规则的状态，作为一个造物，她（潘多拉、夏娃、圣母）创生了秩序，即作为第一个女人而繁衍后代；但同时她本身即是秩序的创生，而对于她来说最痛苦的地方恰恰在于这种“被造性”。而多拉在圣母像前的神隐便意味着认同圣母，而寻找一种脱离交换的家庭繁殖经济秩序的出路，因为“神圣始胎”恰恰是欧洲文明史传统中能够超越马克思、列维-斯特劳斯以及弗洛伊德等关于人之为人的基本结构的一种神圣性状态。圣母代表着永恒的、纯洁的、无法被刺穿的女性，是超越于世俗时间秩序之外的，相比之下，耶稣则是一个卷入到弗洛伊德式父亲牺牲性献祭的家庭经济学中的儿子，他作为历史的一环，坐在父亲的位置上，被刺穿、钉立、牺牲，最后倒在母亲的怀里。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便是一个“弑父”的结构，儿子最终坐到了父亲的位置上，但是一定要付出代价。对弗洛伊德而言，这构成了欧洲文明史最为隐秘的一个结构，与此并存另外一个结构是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结构——意识倒在无意识的黑暗大陆、无意识的大陆承担理性历史——正如圣母怀抱伤痕累累的耶稣基督那般。
顺着这个思路，孙老师超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式的提问，提出了一个社会学式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一个在马克思、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前提下没有破坏和占有的爱的经济？这是现代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提问，在弗洛伊德那里，家庭也被看作是文明最核心的结构，是神圣政治的机制。但是，这种提问无论从现实上还是意蕴上都超出了弗洛伊德的掌控，我们或许可以从多拉在圣母像面前的神隐、对于神圣始胎的认同开始将讨论继续下去。最后，孙老师强调，弗洛伊德对性的理解不是一个单纯的生殖意涵，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状态，是一个类似于尼采的“意志”的概念，这种理解也会帮助社会学人去反思作为文明代表的家庭问题、反思文明的本质问题，反思理解社会学究竟应当怎样去面对行动的意义的问题。至此，此次讲座圆满结束。
随后，渠敬东教授就本次讲座发表了评议。
首先，他对于孙老师此次讲座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种极具理论性的解读帮助我们看到了我们想象中的西方背后的多重的复杂结构，看到了灿烂文明背后的压抑和紧张，而这与我们当今的生活和关切都密切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走入了工业、技术、文明、科学无比发达的时代，但另一方面，在人们内心情感所依托的、所依恋的精神价值领域也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而这也许是我们中国将来的一种写照。虽然理解中国的问题的取径或许不同，但把握时代病症的努力却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渠老师讨论了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张力所引发的问题。西方人用意识理性结构构建的政治和社会秩序非但没有消除混沌，反而给人带来了更多的压力，而弗洛伊德反其道行之，通过对过失、梦及神经症的考察，揭示出人无意识的心理过程和非理性状态可能恰恰是得以释放的最本真状态。
最后，渠老师讨论了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性”这一概念的含义，它是一种生命力，是生命体在本体性不足的情况下完善自身的努力。而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文明的基因和完整的历史，如黑格尔所讲，人自我意识的发展就是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但弗洛伊德另辟蹊径，从巫术与移情的角度，刻画出每个普通人身上的原始情结及文明压抑状态。对人的诊断即对文明的评判。渠老师在评议的最后也提出了问题：如何理解治疗过程是否同时也意味着自我治疗的手段？
提问环节：讲座结束后，师生踊跃发言，孙飞宇老师对这些提问一一做了回应，简述如下：
1、针对渠老师的问题，治疗同时是一种自我分析，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故事本身，还要关注弗洛伊德的写法、切入点以及治疗者和被治疗者之间的关系，也要求在阅读时的“移情”。
2、对于主持人先刚老师提出的问题：潘多拉是罪恶和灾难的代表，而不是美德和纯洁，为何潘多拉和圣母两个形象在弗洛伊德的体系中可以被等同？孙老师回答说：首先，神话学的诸多研究表明了这种联系，是对潘多拉意象演变之解读的其中一种；其次，精神分析的方法中的ambivalence即相反性或者矛盾性恰恰是将事物进行关联的一个原则；最后，这种解读符合“自由联想法”对于心灵之思考的理解。
3、有听众提问：为何多拉会对“神圣始胎”的圣母产生认同？孙老师认为，多拉即使想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找解放和治愈的可能性，也无法脱离西方文明基本的想象框架，她的家庭本身就是折射出整个西方文明进程的，要在思想的脉络里来讨论这个问题。
4、有听众提问：以英国为例，当18世纪的思想家试图将意识层面的紧张化入社会、通过社会性的交往解决时，为何这种努力似乎又被19世纪那种明显的癔症状态所破坏了呢？孙老师指出，癔症并不是特殊状态，而是文明必不可少的另一面，不能仅仅将其与“现代性”关联在一起。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考弗雷泽等人的作品，基于宗教的科学发展到极端最后表现为对“巫术”这一思维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