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7日至6月18日，“北大文研论坛”第175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文集出发——‘宋代文学研究之新进路’工作坊”。本次论坛共分为六场，分别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剑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马东瑶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李贵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曾祥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谷曙光教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陈斐副研究员主持。二十余位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故宫博物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与会，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鸣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并作评议发言。

论坛伊始，排列三走势图院长助理韩笑进行了简短的致辞。他指出，此次工作坊依托于宋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同人群体，代表了国内宋代文学研究的一流水平。工作坊设计灵活而充满激情，有很高的学术期许，同时开放、包容，参与者敢于相互批评。作为此次工作坊的召集人，排列三走势图第十四期邀访学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林岩教授介绍了“宋代文学同人会” 的十年发展历程，并向各位参会者赠送了礼物。

工作坊第一场由张剑老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谢琰副教授首先作题为“自我规范：唐宋古文中的文体学”的报告。本文的写作初衷在于：文体学往往是后知后觉的理论总结，且带有形式化倾向；唐宋时期的古文家对文体学有很多即时思考和表述，只被当成材料而非现象去看。谢琰老师首先界定了“古文”的概念，将其扩大化，以避免遵循狭义的古文定义而错看文体发展的来龙去脉。唐宋古文中的文体学分为两种形式：总评和点评。总评的细致度有限，这种文体论不能实现当下性、及时性的评价。因此，本文关注点评，即针对一种文体进行细致的、批判性的解读。“自我规范”中的“规范”则指向两个方面：履行社会功能的规范和写作规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功能规范为体，写作规范为用。接着，谢琰老师爬梳了几种重要文体的资料，并进行了归类。一是论辩文，多用于官场上赢得仕宦名声或交友目的，它的发展经历了从魏晋名理之文到唐宋偏向分析具体的政治历史问题的过程。二是策论文，在北宋发展迅速，欧苏等大家皆为策论文的行家，借助这一文体对政治治理进行了诸多反思。三是诏令文、奏议文，古文家对此论述颇丰。其中，元稹的《制诰自序》确立了“雅”和“实”为核心的写作规范。四是传状文，涉及史学书写的真实性问题。五是碑志文，不仅涉及书写，还涉及物质载体相关的技术性问题。

可以说，文体学是一种“规范之规范”，那么唐宋古文家为什么有勇气和信心去进行这样的规范呢？谢琰老师总结了两组关键词：以古代圣人创作的范文为规范的复古主义原则和强调“简、实、切、明”的实用主义原则。后者更加重要，因为它涉及文章如何最好地实现社会功能。“自我规范”在文章学讨论中逐渐演变成形式上的规范，但其实在古文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这种规范更侧重于社会性而非文学性。可以说，唐宋古文之所以能形成繁荣的局面，与不将文体和文章视作表面技术，而是重视其广泛实用性是分不开的。评议环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方笑一认为，过去集部中单篇的文体学思想没有作为单独对象拿出来做研究，原因在于学界默认文章学思想有一个体系，而集部中那些文章的思想相对散漫。本文尽最大努力从文体分类角度切入，体现了理论整合的能力。对实用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区分彰显了作者对规范主义的认识。但古文概念的扩大可能还是存在问题，在古人的语境中“文章”的范围比古文更宽，本文可以考虑用“文章”代替“古文”。另外，“总评”与“点评”在古人那里往往共同存在于对一篇文章的评点之中，本文中提及的“总评”“点评”其实可以调整为“总论”与“分论”，或宏观与微观，比较妥当。

接着，李贵老师作题为“论苏轼作品的四种特殊互文”的报告。所谓“互文”，指的是当下的文本与之前、共时或后世的文本之间存在互相指涉的联系，包括引用、吸收、共现、重写、延长、转换等等。尽管这是一个产生于20世纪的概念，但对于我们理解11世纪的苏轼的作品也具有有效性。今存苏轼的文学作品，有4800多篇文（含赋）、2700多首诗、300多阕词，其互文性体现出五种关系：一是前代文献，二是苏轼本人内容互见的不同作品，三是弟弟苏辙的互涉文本，四是苏轼同时人的相关文本，五是苏轼作品的多媒体（介质）传播文本。在这五种互文中，后四种具有鲜明的东坡特色。对于苏轼自身不同作品之间的互文，李贵老师以《雪后书北台壁二首》的第二首为例，通过对照苏轼其他的文章、书信、奏状等可知，“玉楼”和“银海”的意象并非王安石所言的用典，与道教无关，而仅指其所见的景色本身，前人有所争议的句子“宿麦连云有几家”而非“宿麦连云有万家”，也可通过他当时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密州担任知州，对当地收成充满担忧来得出结论。

此外，苏轼诗中有大量的自我重复，许多是整句完全相同或改动一点——这既是语句的重复，也是其人生经验的重复。这是一种“内在对话化”的话语，作品内部包含着潜在的对话。而且，多媒体（介质）传播文本可以在文本校勘和文意理解两方面帮助解决苏轼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总而言之，综合性地使用四种具有苏轼特色的互文，能在研究中帮助我们解决更加具体的问题。面对苏轼这样对话式的写作，我们对诗文的解读方式要相应地改变。评议环节，曾祥波老师认为这篇报告能够就材料提问题，但如果要写成一篇成熟的文章则还需提炼。报告中提到的四种互文所能解决的问题相对琐碎，在理论提升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索。另外，“互文”一词的概念有待商榷，曾祥波老师认为目前所举的例子中“互文”的概念并没有超过“内证”（与自己的作品呼应）和“外证”（与他人的作品呼应）的含义，因此是否使用该词值得进一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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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工作坊第二场由马东瑶老师主持。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卞东波作“朝鲜本《宛陵梅先生诗选》与东亚汉文学对梅尧臣之评论”主题发言。卞老师希望通过本研究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古代作家及其作品如何在东亚流传？且其在东亚的流传与在中国有何不同。高丽时代（918-1392）中期，梅尧臣的诗集便流传到朝鲜半岛，与其他收录了梅尧臣诗歌的中国诗歌总集一道，让东国士人阅读到了梅诗。《宛陵梅先生诗选》是东亚最早的梅诗选注本，此书的编者李瑢是朝鲜世宗大王第三子，曾开设匪懈堂招集儒士，编纂了多部中国诗歌总集和选集。《宛陵梅先生诗选》选入了梅尧臣二百多首诗，以近体诗为主。通过对朝鲜时代（1392—1910）文集的考察，学者可以看到其中有大量对梅尧臣诗歌的拟效。卞东波老师着重举例了“禽言诗”。梅尧臣的《禽言四首》模仿子规、提壶、山鸟和竹鸡的叫声来书写人情，想象其叫声与人类语言的相通之处，开创了文学史上的“禽言诗”。受梅诗的影响，不仅宋代大量诗人皆有拟作，而且这类诗歌在朝鲜汉文学中也影响颇大，且有变异之处。梅诗在朝鲜汉文学中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如李奎报《论诗说》所言，梅诗原被认为难以作为典范，但后来感受到其诗之精隽处，“知梅诗然后可谓知诗者也”。从东亚汉文化圈来看，梅尧臣也是江户文人心目中中国代表性诗人之一，并且也作为“穷诗人”的形象呈现。评议环节，张剑老师指出该报告资料翔实，材料梳理清楚，为我们增添了大量珍贵的域外资料。但是报告人在报告开始时所提的问题并没有完全阐发清楚，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曾祥波老师的发言题为“东坡尺牍源流考”。东坡尺牍内容庞大，有八百多首，但最为可靠的东坡文集系统即宋刊“东坡七集”中并没有收录尺牍内容。传统东坡文集主要有两个系统：首先是《东坡七集》，被视为最可靠的版本，我们当下所见其中的东坡尺牍收录于明人重编“成化七集”《续集》；另外是一般认为由明代人编纂的大全集，其中有尺牍的内容，但具体来源不清楚。关于东坡尺牍的源流，曾祥波老师认为有两位学者真正进行了研究：其一是日本汉学家村上哲见，他发现今日所用的《东坡七集》续集中第166首到最后一首尺牍和《东坡外集》所收入的尺牍内容基本一致，因此认为续集与《东坡外集》有关联。其二是复旦大学的朱刚老师，他认为东坡尺牍的前165首可能与元代的刊本《欧苏手简》相关。由于材料的缺乏，两位学者的研究也就止步于此。

而曾祥波老师新发现的由傅增湘旧藏（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苏文忠公集》为进一步探究东坡尺牍源流提供了文献资源。经过考证，此本是明代人程宗所编明成化本《东坡七集》的两个底本之一，“成化七集”中《续集》的来源正是傅增湘藏《苏文忠公集》。傅增湘藏《苏文忠公集》就是明成化本《东坡七集》原文所言“仁庙所刻未完新本”，其底本来源即为宋代的大全集，因此我们可以借助这一“仁庙所刻未完新本”来推断宋代大全集的样貌。曾祥波老师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其一，成化七集《续集》中所收录的尺牍，其可靠性来源于“仁庙所刻未完新本”，也就来源于宋代“大全集”。另外，明成化本《东坡七集》的编者也通过参考明刊“大全集”来补足宋代刊本中遗漏的部分。其二，东坡尺牍第165篇后的篇章来源于《东坡外集》，二者关系对等。其三，第165篇之前的篇章与《欧苏手简》并不直接相关，因为在数量上并不对应，还存在着一个通过《东坡翰墨尺牍》文本系统进行二次编纂的过程。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我们对于东坡尺牍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版本刊刻的时间，而是可以从广义上对它的整个文本系统加以合理利用，从而对不同朝代之间的刊本进行相互映照和体会。评议环节，卞东波老师提出了日本存有的宋代尺牍刊本信息，可以对东坡尺牍源流和传播进行比较性的研究。此外，尽管因为版本缺乏而从文本出发展开探索，但必须见到该版本才能最终确定，否则文本仍然只是推论。在版本学家看来，如果见不到版本流传的系统，则缺失文献学的版本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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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刊明成化本东坡七集》书影

谷曙光老师发言题为“‘未易为子言’：从《玉华宫》《九成宫》探查杜诗如何开宋调法门”。杜甫诗歌与宋诗之间的关系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以往研究中举大贯小的综合性论断较多，而杜诗的典型个案对宋诗的影响方面则似乎较缺乏推末至本式的研究。此文以杜诗作品为抓手，对具体文本进行精细化阅读，以期能够见微知著。《玉华宫》《九成宫》受宋代诗家内行的特别推重，契合诗学专门家的心意，如张耒对杜甫《玉华宫》极为倾心且留有仿作，梅尧臣作《拟杜甫玉华宫》、李纲作《玉华宫用杜子美韵》等。但历来杜诗选本之中这两篇却很少出现，可谓是“能与知者会，难与外人道”的诗歌典型。那么，宋代文人为何倾心于“二宫诗”？其原因在于它们符合宋人审美风韵：一方面，“二宫诗”集自然描摹、历史、家国、人生为一体，内涵密度高；另一方面，景物与史情互为启发，沉郁顿挫，足以表现杜甫本人的诗教精神。两诗相比，《玉华宫》成就更高，不仅在韵脚上罕见，抒欲塞难通之情，技法上更展现了正反开合照应的高妙之处。不过，宋人的大量仿作并未实现杜诗的形神并茂。但他们的努力便没有意义吗？此又不然。在这个过程中，宋人的诗笔得以锻炼，如果能在技法、抒情、用韵等学得杜诗之一两端，其实就已经达到了学习的目的。因此，之所以“二宫诗”有开宋诗法门的意义，是基于它成为了宋诗的良好范本之一，符合宋人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偏好。尽管本研究是从个案微观的视角出发，但足以看出杜诗对宋诗长时段、高阶性、浓缩性、穿透力的复杂影响。评议环节，故宫博物院段莹副研究员指出，谷曙光老师的报告为文学研究开启了一种思路，就是回到作品本身，发掘作品、特别是我们所认识到的经典作品之外的另一些作品的影响。谷老师对《玉华宫》《九成宫》二诗的艺术风格、思想境界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两首诗符合了宋人理想中诗歌典范的标准，并列举出杨雯之、梅尧臣、李纲等宋人对此二诗的学习。最后对此二诗作为个案，如何开宋调法门，以及杜诗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宋诗的问题予以全方位讨论。不光是从另一个角度引起我们对杜诗个案影响宋调形成问题的思考，同时辐射到文学接受史的研究，引起我们对于非主流个案的关注，重新审视它在诗史中构成影响的过程，这是很有意义的。

工作坊第三场由李贵老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成玮作“初入文治时代——从《西昆酬唱集》看钱惟演政治心态之转变”的报告。北宋初年，文治的风气经历了一个转化的过程，起初文人在官僚系统受到的重视其实是远远不够的，言路并没有完全打开。到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之后，士大夫的重要性迅速提高，其原因在于国家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经济也快速发展。不过，真宗朝的言路还是没有完全打开。因此，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宋代的文治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文人在政坛上的实际作用需要恰当衡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钱惟演恰好身处于一个特殊的处境。他是吴越末代国主钱俶之子，官场上的进取之心和易代后的主人感相对较弱。入宋后，他最开始所授的是武职，到咸平三年才改入文职，起先并没有在文官系统上升的热切期盼。

《西昆酬唱集》反映了钱惟演政治心态的转变。该集收诗247章，属和者十五人。最重要的是该集为编年属性，其诗除首题外，明显按照季节变迁次序排列。我们可以循此线索，顺理成章地讨论他心态的变化。从诗歌数量来看，钱惟演早期对酬唱的参与度很高，而后期逐渐稀疏，体现出明显的变化。从内容来看，前期的钱惟演表现出超然物外的姿态，与杨亿的心态相吻合；而在政治心态转变后，虽杨亿与刘筠仍疏离政权，但钱惟演获得了一定的权力，诗歌中显现出与政权的亲和性。值得一提的是，钱惟演趋附朝廷的负面行为带来了一定的正面效果，正是凭借他所掌握的文化资源，使得宋真宗时期还未广泛走进庶民社会的书院和印刷术得以拓展，让这些资源得以向普通文士传递。评议环节，谢琰老师提出五个方面的点评。其一，报告善于从历史的缝隙中读出新意。对《西昆酬唱集》为编年属性文集的大判断和文中的各处小考据都有很细致的地方。其二，重视文本细读，从晦涩缠绕的文本中读出了弦外之音。其三，西昆体很早就遭受指摘，但过去认为其杂乱无章，这个论文所反驳的靶子太小。实际上《西昆》集中诗具有整体性，需强调其相互关系。其四，由于酬唱群体构成复杂，当时的献颂行为颇多，钱惟演从超然到趋附的行为是否能视为改换门庭？他的自觉能否仅通过文中两条证据得到证明？本文的材料还比较有限。其五，在本文的证明路径中，事实上只有文学权力、而非西昆体本身的传递，这部分论证还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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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酬唱集》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林岩教授的发言题为“作为舆论场域的科举——以熙宁三年科场试策为中心”。熙宁二年，王安石升任宰执，开启变法。熙宁三年则举行了神宗即位后的第一场殿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本次殿试的策题实际由王安石所出，而从结果来看，迎合变法的答卷容易高中。考官内部便由此引发争议，苏轼亲自参与评卷，他明显感受到有人迎合王安石变法，因此颇感不满。于是，他自拟殿试对策，认为整个变法的原则和立场都是错的，并非仁政，并讨论了知人善任的问题。三月二十八日，宋神宗和王安石进行了一次对话，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论。林岩老师认为，这一说法可能是旧党制造出来加诸于王安石身上的话语。孔文仲参加的制科由司马光出题。这其中，司马光也隐含了对变法的讨论，认为现在施行的是暴政，变法操之过急，并对王安石是否是适合推行变法的人提出质疑。可以看到，熙宁三年的科场试策竟然成为了有关变法的舆论场。而且，它作为导火索，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后果：王安石的姻亲、御史谢景温上书弹劾苏轼，导致苏轼离开京城，出任杭州通判；孔文仲制科对策与苏轼拟殿试对策具有高度相似性，力论王安石非是，遭到贬斥，其举荐者范镇在十月愤而提出辞职；司马光与王安石不和，要求离开朝廷，并于熙宁四年退居西京。总之，熙宁三年科场试策中产生的文本成为了展现时人政治观念倾向的重要材料，围绕变法形成了宋代政治史当中重要的舆论事件。我们可以从中解读政治集团的相互关系，也可以看到宋代科举考试中政治表达的相对自由，并进一步认识新旧党争的舆论是如何发酵产生的。评议环节，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管琴认为，熙宁三年作为历史的十字路口为我们所认识，事实上，熙宁初年舆论就已经开始发酵，构成熙宁三年的潜在舆论。其焦点有三个方面：一是考试内容改变这样的突发性事件；二是叶祖洽迎合新法获取状元，可看到神宗用人的态度和考官立场的不同；三是苏轼和孔文仲的例子，即反对王安石的阵营中也存在着温和和激进的差异。

接下来，段莹老师所作报告题为“《保母志》在元初的鉴藏与《乐府补题》——兼及关于周密卒年的一则材料”。王献之《保母志》残砖现世于南宋时期，宋人已疑其伪，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然而在此砖现世八十余年后，元初杭州的士大夫中间重新掀起对《保母志》鉴藏的热潮，周密、赵孟頫、鲜于枢等鉴赏大家纷纷收藏《保母志》。这一现象令人疑惑，很难仅仅从鉴藏的视角解释。段莹老师联系夏承焘《乐府补题考》文中看法认为，元初对《保母志》的鉴藏热潮很可能与杨琏真伽掘诸宋帝陵之事相关。杨琏真伽为吐蕃僧人，因见宠于元世祖而任江南浮屠总摄。他纠集徒众掘杭州、绍兴宋帝后陵，盗取金银珠宝，并将骸骨毁弃。此事件在元史上恶名昭著，并在宋遗民间引起广泛激愤。南宋遗民士人自发举行诗歌高会活动，以诗词隐喻暗讽杨琏真伽掘墓之事。王沂孙、周密、王易简、吕同老、唐珏等二十九人分题赋词，结成《乐府补题》词集。因此，《乐府补题》被前人认为是诸公影射杨琏真伽所作。该词集的作者集中于以周密为中心的杭州诗友圈和王英孙及其门客，与《保母志》鉴藏者高度重合。另一方面，从《保母志》诸跋来看，其意象也多与发陵相关。周密的《癸辛杂识》的内容也体现出与《乐府补题》的意象相呼应之处。因此可以说，对《保母志》的鉴藏主要还是为揭露发陵之事的掩饰活动。评议环节，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赵惠俊指出，《保母志》与发陵事件相关，这一点是值得同意的。但周密当时是否知晓这么多发陵的细节，则仍存疑。他特别指出，对于文献的使用，以及对于文学作品解读，应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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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母志》周密跋，故宫博物院藏

工作坊的第四场由曾祥波老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笑一的发言题为“苏轼饮食诗中的‘地方’”。饮食与宋代文学之间联系颇多，苏轼的大量诗歌中也出现关于饮食和地点的描述，因此二者的关系值得考究。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也体现了西方学界对“地方”的重视。首先，方笑一老师将苏轼诗中提到的地方分为了四种类型：一是当下所在地；二是食物产地；三是回忆他过去在哪里吃过什么，其中以四川和杭州居多；四是其交往诗歌或赠别诗歌当中送别的人或者自己未来将去之地。尽管记忆和想象中的地方在西方有关文化记忆的理论中提及较多，但苏轼诗中的这些地方与此有所差别，本身没有西方理论所呈现得那么复杂。那么，苏轼诗是如何将饮食和地方联结起来的呢？方笑一老师提出了饮食实践和饮食交往两个方面，二者都表示事件和行为。“地方”（locale）在人文地理学中指的是事件发生的场所，强调“事件”这一部分，以及“地方感”的这种感觉（sense）的生成。例如，苏轼的《食荔支二首》（其一）便运用荔枝树的种植标示了事件和地点，《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则将荔枝的生长环境与惠州自然地理特征联系。在这些诗中，苏轼的饮食实践即对荔枝的摘取和食用，而饮食交往则包括了他归园田居，与当地隐居的老人交往的事件。除此之外，苏轼在被流放海南时还写下了《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一诗，来赞美其创制的玉糁羹。一般认为，这些饮食诗表达了他在逆境当中旷达的心态。现实情况并非都如他的诗歌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很有乐趣，流放在外时的饮食条件往往是十分艰苦的。最后，方笑一老师对报告进行了理论提升。由诗来看，苏轼似乎每到一个地方都对饮食颇有兴趣，但他内心的确如此吗？实际上，这是对命运不可改变的一种顺应。而如何使自己得以安顿在被流放的地方？便是通过建立对当地食物的认同，从而进一步对这个地方产生认同，使他能安心在这个地方成为当地人，获得身份认同（identity）。通过尝遍各地美食，获得对当地的广泛认同，从而也可以在心理上减轻受政治迫害的苦痛。评议环节，谷曙光老师认为此文远超旅游或食品领域写苏轼与美食相关论文的水平，且具有审美的价值。文学研究最终应当落到审美上，否则仍处于外围而无法走入核心。关于人文地理学方面的理论，段义孚的《恋地情结》可以作为很好的引用文本，但在“地方认同”方面大量引用人文地理学可能会给人理论先行之感。就本文的四种地方分类而言，谷曙光老师指出四者不在一个层面，需要进一步考量其分类的标准。文章充分融合了西方理论与中国的文本材料，但在论证和结论上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晔作了题为“读写实践与宋人‘地方诗歌’观念的形成”的报告。本报告的问题提出,基于对“读-写”关系的重新认识，以期适当走出传统的作品中心观。如果说以往从“写”到“读”的研究，关注的是基于接受美学的作品生命史，那么，从“读”到“写”的研究，关注的则是作家在创作前的储备期，这是一个以往关注不够的领域。另一方面，对阅读史的研究来说，由于要追求情境的精细，时代靠后的研究对象更具史料上的优势，一旦某一时期的史料偏少，就有可能导致常规研究方法的失效。因此，把握住相关研究方法在历史坐标上的适用上限，是很有必要的。在此基础上，叶老师将“地方诗歌”界定为“基于地域文化体验和地方性知识的描写地理景观、风物的诗歌”，指出这是一个在作者与读者立场之间游转的概念，作品的性质随着文献置类的变化而变。如在唐代的图经或类书的州部、郡部下，存录的诗歌数量尚不多，宋代则有较大的变化，如《舆地纪胜》中摘录了许多前人的诗歌，文本的地理属性因其新的分类及归属而得到了观念上的强化；坊间的市场需求造就了诸多唐宋名家诗集的类编本，其内部各种涉地门类的设置、细分及对诗歌的包纳能力，也在无形中改变着宋人对诗歌类型属性的理解，进而影响到其文学创作活动。如北宋元丰二年（1079）进士华镇，多次以《会稽览古诗》百篇为贽礼拜谒上官，而古代郡邑诗总集中“以地系诗”的代表作《会稽掇英总集》，正成书于熙宁五年（1072）华镇的家乡越州，由此构成了一组较紧密的“读-写”关系，值得细究。总的来说，书籍中所体现出的新的诗歌分类导向，影响着读者“地方诗歌”观念的形成与演变，及当事人后续的创作与批评实践。评议环节，复旦大学中文系侯体健教授指出，宋代尤其是南宋出现了大量地方性总集的编纂，地方志书写产生了从记地到览胜的转变，回到作者在写作大量地方诗歌时对于地方风物的理解和接受。本研究试图探索回到作家写作之前的过程再返回到作品的思路很有启发，补充了过去文学研究忽视的一环。不过，就读写实践而言，作家是否一定从书本中获取知识？是否所有地方诗歌观念的形成一定与读写有关？作家的阅读经验在哪些层次发生作用？这些方面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最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周剑之作题为“杨万里旅途诗歌的观看方式与风景书写”的发言。杨万里一生宦游经历丰富，留下了诸多旅途诗歌。观看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重要途经，而杨万里正是一位拥有独特观看方式的诗人。他对视觉审美体验的生动展示，与范成大旅途诗歌强调的地理风土、陆游诗歌强调的历史人文内容具有鲜明的区别。杨万里的观看突出审美性，且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些特征构筑了杨万里诗歌的特色，使杨万里成为探讨观看方式与诗歌书写关系的典型代表。首先，从观看对象来看，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动态风景中最具张力的某一时刻和片断，二是具有反复性和持续性的动态风景；三是风景的瞬时变化；四是风景的持续变化。其次，杨万里是如何进行观看的呢？其视点安置和运动皆有规则，按照旅行来展开。他的观看具备透视学原理，例如“远树黏天菌子孤”就彰显出近大远小的透视感。杨万里还善用焦点透视，如《龟峰》和《溜港滩》，始终关注当前视点所能看到的风景，景象随着视点的切换而发生改变。这与中国古代诗歌的风景书写中常见的散点透视形成鲜明对比。以焦点透视为基础，形成两种追踪动态风景的典型方式：视点不变、风景随时间的流动而发生变化，以及视点持续改变、风景亦随视点的改变而改变。无论是在身体移动时看风景，还是在暂时休止时看风景，贯穿其间的是自觉的持续性观看。持续性观看与杨万里对动态风景的偏好相得益彰。最后，杨万里是如何将视觉素材转化为诗歌语言呢？第一，多采用个人的限知视角，借助对景物关系的描述来彰显自己的观看体验；第二，注重画面的渐次展开，并指示视线、视域或视点的变化方向，形成画面的流动感与叙述性；第三，关注叙述节奏的把控，运用“忽”等类似的虚词表达观看体验中的节奏变化。评议环节，李贵老师认为杨万里这一选题在学界集中出现，与整个学术界的空间转向和地理转向有关，杨万里恰好特别契合这个领域。报告将旅途诗歌与纪行诗歌作了区别，很好地框定了研究对象。对于观看方式的研究绕不开两个文献，即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和北宋画家郭熙“三远”论。事实上杨万里在创作当中反复提及郭熙，可见受其影响深厚。因此，报告有必要说清其与二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体现出自身的创新点。此外，七绝诗的特点之一都是捕捉最富有包蕴性的时刻，而并非杨万里一家独有。对于诗歌的艺术分析、焦点透视概念的界定、观看方式与风景书写的关系等方面可以进一步细化。

6月18日上午，工作坊第五场由谷曙光老师主持，首先由陈斐老师带来主题为“集部立学的尴尬与潜能——谢无量《集部概论讲义》发微”的发言。陈老师从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性、语境和特点日益被重视谈起，指出这是我们的时代命题，但如何落实是个问题，重返并重新发明学术史可以获得很多有价值的启示。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正处古今中西交汇的转型时期，学术生态非常多元，既有我们熟知的鲁迅、胡适等新派学人，也有马一浮、刘咸炘等旧派学人，只不过长期以来，后者被忽视或被以“保守”的判词否定。今天站在中国立场，会发现这些学人一方面能很好地接续中国传统学术的文脉，另一方面也在思考中国社会和学术的现代化，吸纳并回应西学。他们的理路、法门、论域等等，虽然后来大多没有形成气候，但可以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无穷启示。民国时期，昙花一现的“集部之学”研究就蕴含着无限潜能，值得今日学者发扬光大，拓辟为古代文学、文献学的一大学术增长点。

接着，陈斐老师以谢无量《集部概论讲义》为例，具体析论了集部立学的尴尬与潜能。他指出，谢氏此书是商务印书馆在1925年4月开办的函授学社国文科约请王国维、陈衍等名家编纂的十三种讲义之一，全书分为四章，分别为“集部的起源及其范围”“集部编次的方法”“集部研究法”和“将来的集部之观察”。陈斐老师先分析了“集部何以立学”，指出这是当时“国学”潮流的支流。西方现代学术分科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后，一些学者在此刺激下，参照传统“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法，开始构建中国自身的学术体系，“集部之学”由此而生。随后，陈斐老师以“集部以何立学”为中心展开讲述，他将其概括为“尴尬”与“潜能”两个方面。“尴尬”即“以文研集”。当时学者在西学“影响的焦虑”下，试图建构一套不同的学术体系，但又难以避免地受西学理念和方法的影响。谢无量写过《中国大文学史》，商务这套国文科讲义中也有运用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撰著的《文学概论讲义》（李笠）和《文学小史讲义》（闻宥），之所以要另编《集部概论讲义》（此外还有经学、史学、诸子概论讲义），显然是为了彰明“国学”，但谢无量的“集部之学”建构又颇受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影响。例如，谢无量在讲到集部研究法时，认为要研究历代集部（特指别集），需“先要有大段的文学史的知识，古今的文集不能遍观，只能择取每时代文学上的代表人物加以研究”。谢无量所遭遇的，是当时构建“国学”学者普遍面临的“尴尬”，很多“国学概论”著作，经学、史学、子学之后，往往用“文学”替换“集部”。不过，今天来看，谢无量“集部之学”建构，也蕴含着无限“潜能”，其法门即“以集治集”。《集部概论讲义》特别强调集部的“体例”和“义例”研究。陈斐老师指出，“集部之学”应该是“文体学”“文章学”之外又一个重大的学术增长点，我们应重视中国传统集部自身的特点和发生的语境，相比于关注单篇文章的文体学、文章学，更多聚焦于整本著述的“体例”“义例”，将其与著述的成书因由与社会功能、作者的生存境遇和人生价值追求、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学术文化生态乃至政治经济状况等联系起来分析，或许能拓辟很多新的研究论域。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得益于对程瑶田、“二王”等清儒之学的“发明”“发扬”，我们对晚清民国学术的重返也有此价值。评议环节，成玮老师指出，“以集治集”的方法可能只适用于诗、文、词领域，无法涵盖一切的古代文体。同时，学科的规约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当时过境迁，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重回古代的学科分类，以及用集部之学的思维去讨论文学，在整个现代学科建制下如何定位、与其他的学科如何能够结合，可能是更大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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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无量（1884～1964）

随后，由管琴老师进行“‘典刑’的诗语密码——一个宋诗角度的观察”主题报告。这一问题的提出，源于其发现宋人文集中多次使用“典刑/型”一词，这一现象契合了宋代复古思想以及遵循祖宗旧法精神的需要。首先，管琴老师指出“典刑”在社会交流语境中具有“双结构”。北宋挽诗、交游唱和中常写到“典刑”，基本沿《诗经》奠定的传统，从“国之典刑”的意义上来使用，其中有着政治身份意识；从北宋到南宋，“典刑”还有一种用法即“故家”之义。如果说关于“典刑”的群体认知可以视作一种宏观结构，那么个体之间的交游唱和的诗歌认知则属于微观上的结构，二者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其次，管琴老师指出，在历史进程出现巨大变动的时期，南宋“典刑”基本的社会心理则是要保存前朝垂范的内容以及相应的制度、文化。第三，管琴老师以“苏门”和江西诗派为例，介绍了文学、道学不同的群体之间如何看待“典刑”；宋代后期“典刑”具有三位一体的特点，体现了士人丰富的社会角色。此外，管琴老师还论述了“典刑”的下移与“典刑”作为故国花语等问题。总之，其通过考察“典刑”一词在宋代诗歌中不同场合、群体中的运用，认为其中存在有意识的诗歌自觉。宋人心中的前朝之法除了前朝政典以外，在微观结构上还包括“诗人之法”和“道学之法”，南渡时期以元祐诗学为“典刑”，乾淳以后则以乾淳诸老为“典刑”，这一词汇的语境和前后指涉十分清晰；宋代的咏物诗中“典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随时代发展，通过花语来表达感情，作为对旧法、北地的致敬，因而成为一种活跃的、正面意义上的诗歌修辞。评议部分，马东瑶老师指出，本篇关键词是“典刑”，管琴老师将其称为“诗语”，围绕特定关键词进行提炼和挖掘，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同时指出，“典刑”与儒家的传承、家国同构有关，其宋代的接受，与宋代重统绪、重传承、重典范相联系，然而，“典刑”的类型、文学与道学的分途等划分之中，内部似乎更有一种复杂性。而宋代以前的长时段发展中“典刑”的内涵与流变，也应纳入梳理和考察的范畴。

工作坊第六场由陈斐老师主持，首先由李成晴老师报告“试笔：宋人‘偶然欲书’情境下的文献生成”。李老师指出，研究缘起是因为在校读苏轼文集时，注意到一文题曰《泗岸喜题》，从写作时间元丰八年及当时苏轼的心境来看，直觉判断可能不是苏轼自拟的题目。因此，通过对文献进行始源的查考，发现在宋世彩堂本韩愈集中，“照壁喜见蝎”句下有注“苏内翰《闻骡驮试笔》”，而查考宋代文献中以“试笔”为标题的作品，体裁未统一，包括诗歌与简短文字等。李成晴老师指出，“试笔”不是对文体的界定，而是对文本性质的界定。在周必大刻《欧阳文忠公集》中有“试笔”一卷，跋语中明确提及，此卷的子目是编集过程中后加的，“试笔”的原初文本应当为手卷，苏轼题跋中称“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概括了“试笔”的性质。以“试笔”为题最早出现在唐代郑谷《试笔偶书》一诗；到宋代，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陆游、杨万里等文人都出现以“试笔”为题的作品，中国古代士大夫赋予文章以公共性、社交性，少表露心迹；而“试笔”之特殊性恰恰正在于此，它往往记录的是非常私人化的性情与理念。李成晴老师介绍了其研究思路，即希望以古代文集中呈现的特殊现象为切入点，进入文集编纂流程的考察，进而发现当时的社会风气，以及文学史具有共通性、普遍性的事实，并提出两个“观”的研究思路，即“观澜索源”和“观风察俗”——前者即通过对集部源流的探讨进入“集部之学”，后者则是探讨文本、文献乃至实体文物背后古人的文化心理。周剑之老师评议认为，“试笔”背后的作者心态、创作形态值得探讨，从文献现象到文学史的思路也值得取法。同时指出还存在一些可继续思考的角度，如“试笔”从北宋到南宋是否存在变化，“试笔”与“非试笔”的界限在哪里，“试笔”文献的留存与书法等艺术门类存在怎样的关系等。总之，“试笔”这一写作姿态的独特性及其带来的文献流动性都值得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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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试笔帖》

最后，赵惠俊老师发表主题为“宋代别集中的杂著、杂文与宋人的自我知识结构认知——兼论杂著、杂文一体与笔记的关系”的报告。赵老师指出，杂文、杂著类目无所不包，承载的知识类型也极为复杂，考察不同文体在杂文、杂著类目中的进退，则可以反映出宋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及其对于自我的认知。比如题跋文一体，在北宋前期别集中就并未出现，欧阳修自编《居士集》时即没有收录。至苏轼亲自参与编定的《东坡前后集》问世，方才出现于杂文类目收入22首题跋的案例。但这22首题跋与前后集之外的千余首东坡题跋相比，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重在说理，并不那么在意题跋题写的对象，是承继唐代古文家书后体杂文传统的书后体题跋；而后者则完全针对题跋题写的对象而发，是与书后体题跋不同的艺文类题跋。艺文类题跋在南北宋之交开始出现于此时编辑的黄庭坚文集的杂文类目中，开启了艺文类题跋入集的序幕。在此之后，题跋还从杂文中独立出来，成为别集中的一个重要类目，使得南宋士人得以藉此呈现包括书画、琴棋、金石、词曲乃至园林楼阁等在内的自我艺文知识。

题跋之外，祝祷类文字同样也经历了由杂文、杂著类目入集并最终发展成独立类目的过程。同时随着南宋社会发生通俗化的近世转型，别集作者日渐增长的世俗知识也经由祝祷类文字的媒介，在杂文、杂著类目中大量出现。与典范的山川祭典无关的日常化的文字，甚至一些日常俗物乃至怪力乱神之事，皆在别集中的杂文、杂著类目中有所收录，故而杂文、杂著类目成为了宋人表达日常世俗生活及相关知识的窗口。面对这样的时代新变，宋人也产生了规整自我知识并对其予以选择性呈现的意识，而且在具体操作方式上还显现出较强的群体性分野的特征，成为“周程、欧苏之裂”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如以文章写作见长的馆阁翰苑型士人往往选择缩减杂文类目的容量，将其间收录的世俗内容压缩在一个很小的比例；而以道德性命为立身追求的理学型士人，则多选择在杂文类目里大量收录自我的讲义、疏解甚至语录，将其改造成展示自我经学素养与学术观点的又一个重要文本空间。对于宋人别集杂文、杂著类目的考察可以带给具有诸多相似形态特征的两宋笔记重要的参考，许多现象特征与研究思路皆可以直接迁移至笔记研究之上。我们现在认为宋代笔记的主要来源是史部之学和子部的小说之学，但集部之学特别是杂文、杂著类目同样也是宋代笔记的一个重要渊源。评议环节，李成晴老师指出，赵老师的研究以别集杂文杂著变迁为线索，将自我知识结构认知作为研究基点，揭示出在两宋间文人对于艺文知识、世俗知识认知的变迁，以及著书体式的生成过程等，非常有启发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利用宋人文集去探讨其观念时，应努力找到最接近宋集原貌的刻本或抄本；此外，同代人、后人编撰的文集类目与去取，未必能够精确反映作者本人的文集观念。

在论文报告和评议结束之后，张鸣老师对工作坊进行了总评。张老师认为这次会议的主旨特别好，与复旦大学的“文本、制度与社会：唐人文集的世界”研讨会正好形成呼应，说明唐宋文学研究的学者，都不约而同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从大家提供的论文和发言看，内容非常具有包容性，虽然是围绕“从文集出发”这个主旨展开，但每个人的选题和思路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说明大家治学既有共同的追求，又有各自的发展方向，对“从文集出发”这个议题也有独到的回应。

张老师指出，古代文学研究本来就是集部之学，“从文集出发”，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张老师由此追述当年上本科时，陈贻焮先生对同学们的指导，首先是强调必须读别集，不能就选本来发表议论；其次，在做研究时还需要读史书，眼光不能局限在集部的范围。也就是说，进入古代文学要从文集开始，深入研究则需要拓展到史学层面，不过我们的立足点是文学，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文学。近年史学界也提倡重视集部文献。但从史学角度来提倡重视集部，跟古代文学研究者是不一样的。史学研究者这么提倡，有扩展文献资料、拓展新议题的动机，而古代文学研究者有自己的立足点，重提“从文集出发”，首先是在新的学术背景中重新审视古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其次要思考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处理数据文献和印刷文献的关系。张老师提醒大家注意宋代别集的文献特点，一是宋人别集大多数从一开始就是以印本形式传世，和唐代别集经历过写本时代到宋代才由宋人整理刻印传世的情况不同，因此研究宋代文学和研究唐代文学对别集的处理要有不同的态度。二是宋人别集中有一百多种是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利用这些辑本做研究也要注意其中存在的问题。

张老师还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建议：参加工作坊的各位学者都在高校任教，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应当提醒学生关注文集的实物。随着科技的发达，目前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使用的常常是电子文献。但古代文学研究的原始文献应该是线装书。当年很多线装书是可以借回宿舍看的，而现在条件不一样了，线装书不允许外借，电子文献使用起来又很方便，因此很多学生对线装书是完全没有了解的。作为教师，应该提醒学生注意这一点，又或者为学生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摸一摸、看一看、读一读，切身体会没有标点的白文本是什么感觉。这样才能真正回到文集，避免许多不该发生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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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学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