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8日下午，“古典新知：多面的古希腊文明”系列论坛第四场、“北大文研论坛”第130期在线举行，主题为“历史、制度与权力——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及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历史书写”。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新刚主持，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郭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永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隽旸做主题报告。
郭涛老师带来第一场报告，题目为“希罗多德与雅典早期历史的构建”。希罗多德书写的雅典早期历史是复杂的，前后矛盾的叙事数见不鲜，我们应该将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看作分散的史料，还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文本？带着这样一个问题，郭涛老师采用文学批评的方法，考察文本是“如何说的”，通过剖析文本的叙事手法和修辞策略，揭示希罗多德《历史》的叙事主旨。郭涛老师认为，福柯等学者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历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具言之，对文本的阐释不能局限于文本之内，因为文本并不是封闭的场域，文本与文本之外的历史世界存在一种对话性关系，通过文本内外世界的“对话”，能够解读希罗多德《历史》中看似矛盾的内容，揭示文本表层没有明言的逻辑。
希罗多德《历史》全书分九卷，内容包括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之历史、地理及民族习俗、风土人情，以及波斯人和希腊人在公元前478年以前数十年间的战争。图为卷八所叙述的希波战争萨拉米斯海战。
随后，郭涛老师从雅典的“土生神话”开始讲起。古希腊的演说家们，通过罗列雅典人的丰功伟绩来书写雅典的早期历史，而这些丰功伟绩呈现出程序化的叙述。其中，雅典的“土生神话”不仅为民主政治造就了公民平等的出身、激发爱国热情，而且渲染雅典种族具有高贵而纯粹的起源，从而将自身与蛮族人区别开来。例如，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葬礼演说辞中提到，“因为我们是纯种的希腊人，没有与蛮族混血。”
带着这样的认识——雅典人与蛮族人对立，我们再来看希罗多德文本中的叙事。这里以“阿提卡地区的皮拉斯基人”为例进行说明，其主要内容被记录在《历史》的第一卷和第六卷之中。希罗多德在《历史》第六卷对皮拉斯基人进行描述，认为皮拉斯基人与雅典人对立，是“暴戾”的蛮族人，构成了对雅典人的威胁，最终被“正义”的雅典人驱逐。但在《历史》的第一卷中，希罗多德又提出不同的说法，认为雅典人是皮拉斯基人的后代，经历了蛮族转化为文明人的过程，而不像土生神话中所宣传的两者完全对立。
郭涛老师认为，希罗多德自相矛盾的文本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叙事传统。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叙事传统存在内在的逻辑吗？换句话说，希罗多德是否在文本内部实现了逻辑的自洽？郭涛老师提出，希罗多德使用的“皮拉斯基人”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文本中有不同的内涵，通过一词多义的策略，希罗多德将不同叙事传统的皮拉斯基人形象进行改造，重新书写了关于阿提卡原初居民和雅典人种族起源的历史。希罗多德强调，雅典人不仅起源于蛮族，而且雅典种族的壮大是不断对蛮族人吸收和容纳的结果，这与雅典“土生神话”描绘的“高贵而纯粹”的种族起源截然相反。
郭涛老师最后得出结论，即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有其内在逻辑，通过一系列的叙事技巧和修辞手法，将看似矛盾的文本赋予一致的内在逻辑。所以，我们可以将历史文本看成一种具有整体性的、逻辑性的精致文本，而不是分散的史料。换言之，自相矛盾的文本并不是用来否定希罗多德《历史》整体性的理由，相反，这些自相矛盾的叙事是透过文本表层揭示《历史》叙事主旨的钥匙和线索。第二，希罗多德对雅典的历史书写是在质疑雅典城邦的政治宣传，二者之间存在竞争性关系。但与此同时，希罗多德对雅典的历史书写并没有完全被雅典城邦政治所架构，他展示的雅典早期历史是一种超越城邦之上的知识书写，他被称为“历史之父”的意义也在于此。
随后，李永斌老师带来题为“克里斯提尼与雅典城邦政治共同体的创建”的报告。李永斌老师指出，目前有关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古代史料，主要来自希罗多德和《雅典政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偶有提及。《雅典政制》关于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内容，主要来自于公元前5世纪末4世纪早期的阿提卡史学家安德罗提翁（Androtion）。虽然学界对《雅典政制》的编纂方法评价不高，认为该书前半部分的史料主要来源于阿提卡史学家,缺少对史料的批判和分析,经常将多种相互抵牾的史料强行融合。不过,《雅典政制》关于克里斯提尼改革的相关内容恰好不存在此问题,因为其史料基本只来自安德罗提翁一人。
李永斌老师的主讲内容围绕克里斯提尼改革展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克里斯提尼重新划分部落。《雅典政制》中记载，在僭主被驱逐的第四年，亦即伊萨戈拉斯（Isagoras）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克里斯提尼成为民众的领袖。克里斯提尼将全体居民划分为十个部落，取代了原初划分的四个部落。重新划分部落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将全体居民混合起来，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度；二是将部落作为五百人议事会和十将军的选举基础。
第二部分是克里斯提尼的“三一区改革”。《雅典政制》中记载，克里斯提尼将全部德莫（demos）划分为三十组,十组在城市地区、十组在沿海地区、十组在内陆地区。这些组被称为为“三一区”,通过抽签将其中的三个划入一个部落；通过这种方式，每个部落在这三个地区都各占一份。由德莫组合成三一区的方式有着非常明显的人为操控痕迹,起到了消解传统贵族家族和宗教组织的目的。以三十个三一区组成十个部落,通过抽签形式完成,这样就在国家组织形式的最高层面体现了制度性的公平。
第三，克里斯提尼建立了新的德莫体系。克里斯提尼规定生活在同一德莫里的所有人都是德莫的成员；新公民不得继续沿用传统家族名称而应该正式使用德莫名称来命名,以免新近获得公民权的公民引人注意；雅典人用所在德莫的名称彼此相称呼。他还设立了德莫长,其职责和先前的造船区长相同。由此，德莫成为公民登记的单位和公民身份的依据和基础。新建的德莫体系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作为地域性组织的德莫取代了作为血缘性组织的胞族的基层管理职能；另一方面,德莫成员成为城邦公民身份的基础。如果说城邦是一个大的公民集体,那么德莫就是最小单位的公民集体,这在国家形态的组织体系层面为城邦政治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第四是“陶片放逐法”及其他举措。《雅典政制》中记载，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克里斯提尼又制定了新的立法。在这些立法中,有一项是著名的陶片放逐法。尽管陶片放逐法是否为克里斯提尼所制定尚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陶片放逐法体现了克里斯提尼改革的精神。
公元前5世纪，针对古希腊政治领袖、精英、贵族而制定的陶片放逐法开始实行。雅典公民有权在陶片上写下那些在雅典城邦中不受欢迎的人的名字，对于投票获得者最多的人物予以10年政治放逐。
最后一部分，李永斌老师集中论述城邦政治共同体的理念、制度及实践。李永斌老师将城邦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三点:平等秩序、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平等的公共事务话语权，分别表达了城邦政治共同体在理念、制度和实践层面的特征。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平等”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学者们普遍将“平等”的原则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尤其是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对“平等”的阐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全体公民天生平等,二是全体公民都应该参与政治。这两个原则来自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城邦政治实践的总结和思考,而这种政治实践的起点,又可以追溯到克里斯提尼改革。
李永斌老师总结道，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有两个决定性的基础,一是基于部落的国家组织制度的改革,二是吸引了更多民众参与城邦政治生活。在这两个基础之上,克里斯提尼建立了一个传统与革新并行不悖、贵族与民众团结一体的城邦政治共同体。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是平等秩序,实践基础是平等的公共事务话语权。从克里斯提尼时代起,“平等秩序”和“平等的公共事务话语权”，一并成为雅典政治术语和政治生活中的核心，也成为城邦政治共同体最重要的标志。
第三场报告由李隽旸老师主讲，题目为“必要性现实主义:重构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李隽旸老师首先指出，修昔底德并不是例解了国际政治的结构现实主义，而是他的权力理论构成了一种基于“必要性”的现实主义。借助同时代文本和古代注疏细读修昔底德对城邦国家权力互动的记载，可以重构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
李隽旸老师认为，对修昔底德权力理论的重构，从“战争归因句”开始。在论证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语境中，围绕“迫使/必要性”一词所形成的典型行动场景，其基本结构由“困境”“恐惧”“主动决策”三要素构成。词义发展史揭示，“迫使/必要性”首先指向行动者面临的困境。在修昔底德战争归因句中，在斯巴达场景中，第一个现在分词结构“雅典人正在变强大”就是行为体斯巴达所面临的困境。与同时代的一段文本对照，并用名词“必要性”来替代动词“迫使”，能够更细致理解“迫使”所刻画的行动场景。阿伽门农的行动场景与斯巴达的行动场景也是类似的:困境“迫使”行为体行动。这两个例子说明，“困境”是围绕必要性形成的行动场景中的结构要素。
心理要素独立于困境，应被视为围绕必要性形成的行动场景中的第二个要素。在修昔底德的政治史述中，心理要素往往指的是恐惧。一个看似自我矛盾的现象能够从反面证明心理要素在这类行动场景中独立发挥作用。这个现象就是虽然选择艰难、受制于困境，然而一旦做出选择，悲剧主角就会狂热地执行其决策。这在斯巴达场景中同样可以体现。围绕“迫使/必要性”使形成的行动场景中，行为体做出的决策具有主动性。必要性场景的第三要素是行为体的主动决策。修昔底德写战争归因句是在为斯巴达人辩护，是在强调斯巴达人宣战时的“困境”。但是强调行动场景中的一个要素“困境”，不等于抹杀场景中的另一个要素“主动决策”。总而言之，通过比照同时代、同类措辞的阿伽门农行动场景，可以还原斯巴达行动场景中的三个要素:困境、恐惧和主动决策。
接下来，李隽旸老师证明了上述三个要素是修昔底德史书中同类行动场景的通用叙事模式，因为史书中还存在一个围绕必要性的行动场景，这一行动场景所涉及的对外政策决定——雅典发展其帝国——与斯巴达宣战这一决策同等重要且联系紧密。在斯巴达场景中，“雅典人正在变强大”被斯巴达视为困境要素。同时，雅典帝国的发展和维持同样属于由“迫使/必要性”所刻画的这类行动场景。可以看到，修昔底德在写作雅典发展并拒不放弃帝国这一行动场景时，使用了与斯巴达宣战场景一样的叙事模式。两个场景都由“迫使/必要性”刻画，都具有这一场景类型的三个要素。与之相对，这一时期的另一位史家希罗多德从未使用这一词语和模式来记载雅典的扩张决策。所以有理由认为，围绕“迫使/必要性”来建立政治决策场景是修昔底德史书中一以贯之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为修昔底德所特有。
将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从伦理学转向政治学视角后，可以论证上述行动场景属于权力场景，也可以构造修昔底德权力理论的动态过程。雅典场景中的主动决策要素“发展帝国到如此程度”，构成了斯巴达场景中的困境要素“雅典人正在变强大”。将“迫使/必要性”引导的多个行动场景前后相连，就得到了一个场景序列，而且此场景序列刻画了权力的互动过程。在政治历史和现实中，随着时间流逝，场景序列中的行动者选项池不断发生变动。修昔底德笔下的困境与决策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在他看来，任何决策都不是必然的。以恐惧为代表的心理要素的不确定性确保了困境和决策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联系，行为体的主动决策有可能明智也有可能愚蠢。必要性场景及其序列构成了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这一理论框架对未来的预测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
最后，李隽旸老师归纳出两点不能使用结构现实主义理解修昔底德的原因。首先，因为时事殊异，几乎不可能正确判断古代事件是否会再现、会以何种程度和面貌再现，“修昔底德陷阱”的适用性有限。利用古代战争史述的正确方法不应从史实推断现实，而应该从历史叙事中寻找叙事模式、从叙事模式中提炼政治理论，再以理论比照经验现实。其次，修昔底德尽管提及了国际结构、尝试寻找国家对外行为的普遍模式，但是他并不是从国际结构中寻找国家对外行为模式。一方面，国际结构只是他刻画的行动场景中的结构要素。在雅典场景与斯巴达场景中，修昔底德着重刻画的是与行动者决策密切相关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必要性场景中还含有恐惧要素，由结构与行为体性格共同决定，行动并不是由结构单独决定。
论坛直播截图
在讨论和提问环节，张新刚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即上述讲到的几个史学家都生活在变动的时代，是否会影响到不同时段史学家的写作风格及其书写主题？李永斌老师认为，古代史学家或者作家，其生活的环境和特征，定会影响他们的思维和态度。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亚里士多德，希腊社会当时本身的纪事发展受到哲学的影响，发生了显著变化。希罗多德的写作是诗人式的，但到了修昔底德之时，其文笔的理性风格凸显。也就是说，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受到的束缚较小，思维更奔放，而修昔底德的写作规划性更强，主观考量也更多。
针对雅典海外研究与当下研究趋势，李永斌老师做出三点介绍。因为前人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已经非常透彻，在近些年已不再是热点，新近的研究趋势大致有三点，一是把民主政治放在希腊社会结构视角里进行考察，譬如关于雅典公共空间、政治文化、想象的共同体的讨论；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者结合新的考古发掘，对雅典政治进行历史学的解读；三是对具体事件、具体程序的详细解读，例如对文本本身的阐释。郭涛老师补充道，即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经历了范式转向，七、八十年代更多是用考古实证性的资料去做历史学的研究，近些年则主要是从意识形态领域来探讨雅典政治的运作机制。此外，四位老师还就历史书写与文本的关联性、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修昔底德陷阱”发生的可能性等问题逐一进行解答。
“古典新知：多面的古希腊文明”
系列论坛
第一场
主题：城邦世界的秩序演变
与谈人：张新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吕厚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评议人：韩潮（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第二场
主题：古典史家笔下的亚述历史
主讲人：王以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与谈人：贾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邢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主持人：吕厚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三场
主题：个别与整全之间——荷马史诗的叙事
主讲人：陈戎女（北京语言大学）
主持人：张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与谈人：彭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黄俊松（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陈斯一（北京大学哲学系）
第四场
主题：历史、制度与权力：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及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历史书写
主讲人：郭涛（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李永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隽旸（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主持人：张新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