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论坛 ｜第89期

2018年12月20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八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追寻失落的幸福：网络时代重读奥斯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黄梅作引言，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周颖，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副教授李博婷，中华女子学院外语系副教授龚龑出席并参与讨论。

龚龑

中华女子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论坛伊始，龚龑副教授勾勒了简·奥斯汀研究的学术史。他表示，在奥斯汀本人及其作品的经典化背后，其实隐匿着一个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文化等因素交互作用的动态机制；并不存在一个先验的经典的奥斯汀，这其实是由英美学院派话语机制生产出来的。对奥斯汀研究的学术史追溯，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知识考古学。

1810年至1910年是奥斯汀研究的第一个阶段，相关论述集中在奥斯汀的生平与她作品的故事简介上。1910年至1930年，查克曼树立了奥斯汀六本小说文本的学术身份。他以研究古典作家的方法，整理奥斯汀的小说文本。1930年至1970年对奥斯汀的分析，注重形式因素。八十年代后则见证了以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历史批评、政治批评的方式分析奥斯汀的现象——后者试图理解文本与历史的勾连，聚焦于奥斯汀的人生观等，以这一角度理解奥斯汀成为了显学。

James Edward Austen-Leigh, A Memoir of Jane Austen, 1871.（奥斯汀的侄子詹姆士出版的奥斯汀回忆录扉页）

奥斯汀的经典化，其实是多因素交织影响的产物。1869年，奥斯汀的侄子出版了奥斯汀的回忆录，她的家人随后陆续出版了奥斯汀的书信集，勾起了大众的热情。出于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考虑，她的家人只突出了奥斯汀的某些特点，塑造了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式淑女形象。到了十九世纪中期，由于出版事业的发展，英国小说的价格可以为普通英国民众接受，这成为了奥斯汀经典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成为现代化国家，民众对奥斯汀描写的英国乡村田园故事形成了怀旧之感，而这进一步助推了奥斯汀的经典化。

文学批评方面，从1869年奥斯汀的回忆录出版后，关于她的批评就多了起来。法勒及詹姆斯等人的零碎批评对奥斯汀地位的建立有所助力。有些学术团体（如牛津、剑桥、皇家文学学会等）则对奥斯汀进行了系统的批评。这些作者是爱德华时代的批评家，可称为第一代“简迷”。一战时期，英德矛盾突出，查克曼已经开始考虑通过文学来加强民族认同感。查克曼及其团队首先将奥斯汀的作品以对待古典作家的方式出了学术校订本，为把奥斯汀作为经典作家创造了知识条件。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新批评开始形成，学界把反讽、叙事等分析都纳入与对奥斯汀的理解中。当时大学扩招，小说研究刚刚起步，奥斯汀的小说成为将分析诗歌的方法运用到分析小说的最佳突破口。但是新批评后来变得模式化，很大程度上，把奥斯汀小说研究拖入形式化的范式中。作为消遣的日常阅读与学术阅读被隔离开来，使得文学研究开始丧失社会支持。

据简·奥斯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傲慢与偏见》（2005）剧照

到了网络时代，改编自奥斯汀原作的影视作品井喷式地出现，使得奥斯汀“大热”。这在使当时的房屋、服装款式等成为热点的同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满足于影视而不再阅读奥斯汀纸本了。很多“简迷”的线下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真实生活与小说的界限。无论如何，在新的时期，奥斯汀文本中的有些文化、心理因素可能被重新唤醒和激活，成为对当下的某些积极的反应。作为经典的奥斯汀需要当下读者的不停构建。

黄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黄梅研究员重点分析了奥斯汀最早出版的作品《理智与情感》中的男主人公爱德华·菲勒斯。爱德华是埃莉诺（第一女主人公）的暗恋对象，但是作者对他的描述却很少。读者很多时候是通过他人的感知来了解他。读者最初对他的印象是一个相貌平平、性格温和、修养尚佳的窝囊的老实人。在奥斯汀当时的语境中，婚姻乃是实际利益交换的场所，各种价值观进行交锋的前沿阵地。

埃莉诺的继兄约翰是奥斯汀笔下极为精彩的一个人物。在自己父亲去世后，他与妻子范妮几厢互动，最终违背父亲遗愿，一点钱都没给继母一家留。约翰夫妇的冷漠并非小说的夸张，而是18世纪的现实。埃莉诺姐妹生活的世界，就是由这个大哥代表的金钱世界。

约翰·威洛比（John Willoughby）剪下玛丽安·达什伍德（Marianne Dashwood）的一绺头发，19世纪小说插画，由休·汤姆森Hugh Thomson所作

与约翰相反，爱德华虽是范妮的弟弟，却不愿从政、出风头、和有钱的小姐结亲，哪怕他的母亲为此将剥夺他继承财产的权力。爱德华与埃莉诺两情相愿，爱德华却一直没有表白。这种消极不仅仅是爱德华的特点，也是十八世纪情感主义运动着力推出的重情者的典型特征。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中，爱德华的无能正体现了他的诚实、善意和有所不为，表达的是对约翰代表的秩序的抵制。重情者的被推出，说明当时的社会就美德、幸福失去了共识。这些问题在奥斯汀笔下被提出来，让我们重新加以思考。

一个很能说明爱德华行为方式的例子是他对露西的态度。露西是一个谋婚者，费尽心机取得与爱德华的婚约。随着入世渐深，爱德华后悔与露西私定终身，但他仍然信守承诺。在他眼中，露西虽然身份地位低微，但是爱他。他身上还带有中世纪骑士遗风，有着对荣誉的追求、对责任的担当和对弱者的同情。我们不能不从中感到某种珍贵的美德。

即使在最难堪的时刻，埃莉诺对爱德华的敬意都没有失去，甚至说为他能够顶住母亲的压力而感到骄傲。可以说，爱德华是奥斯汀派给女主人公的最贫穷的男主人公。但是二人难以抑制的情感表露，却让我们知道他们有着难得的互补、相知和信任。奥斯汀似乎在问，这样的选择，和约翰夫妇与露西钻营到手的婚姻生活对比，哪一个更为幸福。

现代社会对爱德华的“好”似乎越来越难以欣赏了。奥斯汀的思辨聚焦于金钱时代人应该如何生活。就如当下中国，当时的英国社会还远没有定型。奥斯汀在为那个尚未定型的社会思考，什么是幸福。这是奥斯汀的精神遗产，也是带给现在社会芸芸众生最重要的思考和提示。

李博婷

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副教授

李博婷老师的报告聚焦于奥斯汀的写作与当时盛行的教女书（操行手册）之间的联系。操行手册的作者是医生和牧师，他们的作品也更多地反应了新兴阶层的态度。教女书都是在母亲早亡、父亲健康状况不佳从而希望在自己尚有余力时将自己对女儿的谆谆教导记录下来的内容。尽管如此，其中的内容，从现代的眼光看来也相当具有争议性。教女书的内容十分分裂，既认为女性要三从四德，又强调了女性要自立自强。它既说“女人最危险的才能是机智”，又强调女人将婚姻视为自己生命的唯一是愚蠢至极的。

奥斯汀一定是读过操行手册的。她的作品可以说是对这些操行手册的回应。《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可谓是奥斯汀笔下最机智的人物，与之相反，达西小姐是最符合操行手册的，却被奥斯汀一笔带过。而《爱玛》中的犯错纠错很像是对教女书的回应——教女书要求不要犯的种种错误，爱玛都犯了。《劝说》中的安听信老人言没有和军官结婚，结果错失良缘。面对十年后衣锦还乡的军官，安却丝毫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得出了一个很体贴的结论——老人应该给建议，但是听还是不听，则是年轻人自己的判断。奥斯汀对教女书有批判也有赞同，最终给自己笔下的世界涂下靓丽的色彩。

在奥斯汀去世后才出版的《诺桑觉寺》及《劝说》扉页

周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周颖研究员则与大家分享了她重读《傲慢与偏见》后对夏洛蒂的新感想。夏洛蒂是伊丽莎白的好友，最终为了财产打算，嫁给了最蠢笨的柯林斯。夏洛蒂对婚姻没有小女儿的浪漫幻想，而把它当作职业来对待。这是在社会对女性的种种约束下，女性不得已的无奈选择。伊丽莎白最初对好友的选择十分失望，但仍然将夏洛蒂留在自己的朋友圈中。

柯林斯Collins表示他自己从不读小说

19世纪小说插画，由休·汤姆森Hugh Thomson所作

论心智、见识和精明，夏洛蒂与伊丽莎白是相当的。她最先看出达西对伊丽莎白有意，也最早表达了对简的情感的担忧。夏洛蒂作为中产阶级姑娘，没有很厚重的嫁妆是嫁不出去的。如果夏洛蒂不做这样的选择，就可能变成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事实上，夏洛蒂精明地将自己的生活与丈夫的生活做了分隔：她鼓励丈夫收拾花园，从而让他长时间呆在室外，自己则选择了一个很昏暗的房间，让自己和科林斯的生活变成两条平行线。

最终，伊丽莎白对夏洛蒂的婚姻做出了再评价：“从审慎的目光来看，这当然是一个良缘。”她最终把夏洛蒂的选择留在审慎的层面，但审慎毕竟不是幸福。

《傲慢与偏见》中共有五对婚姻：维克汉姆与莉迪亚、班内特夫妇、夏洛蒂与柯林斯、简与宾利先生、伊丽莎白与达西。这五对婚姻的幸福感从低到高排序。前三对都算不上幸福，维克汉姆与莉莉娅的私奔最为糟糕。班内特先生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年轻时却惑于班内特夫人的美貌而忽视了后者的浮浅与小心眼。夏洛蒂所求的就是一个储藏室，和科林斯之间理性的算计压过温情的维系。而简和宾利先生，伊丽莎白和达西则追求到了幸福。

伊丽莎白Elizabeth和达西Mr. Darcy

19世纪小说插画，由休·汤姆森Hugh Thomson所作

造成幸福的因素是有美德的活动，一个人若德性好则得到的幸福就最多。奥斯汀的作品可谓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作了极好的说明。据亚里士多德所说，友谊建立在三个目的上：求快乐、求有用、求德性。奥斯丁把幸福和婚姻、友谊和爱情相联系。在英国18世纪，讨论婚姻和幸福的作家不只奥斯汀一人。但真正把婚姻中的友谊写到极致，把男女双方的感情、品位、道德置于一个平台上的则只有奥斯汀。这位记录三家四户的琐事，自称自己小说不过是“两英寸象牙上的雕刻”的“家庭妇女”，其所思所想所写，直指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讨论环节，北京大学哲学系肖京同学指出，奥斯汀小说的完满结局其实依赖于众多的巧合，奥斯汀曾拒绝过一次结婚机会并最终证明这不是最佳选择，似乎婚姻的幸福是一场豪赌。没有小说家给予精心安排的我们，如何承受这种豪赌的后果呢？

黄梅老师回应道，奥斯汀不会认为幸福是一场豪赌。她所说的幸福近乎对真理的追求。这个追求虽然有时会针对不同的人放宽，但最终还是有底线的。奥斯汀对夏洛蒂的底线要求较低，对女主人公则要求更高，对自己要求最高。伊丽莎白第一次拒绝达西时，并不觉得自己还有可能重新得到他。至于奥斯汀自己，她是要求心心相印的，她也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奥斯汀给我们提了问题：我在这个世界怎么做人？我做了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世道都有影响？这不是一个豪赌，而是我们怎么做人的问题。具体怎么做，求得如何大的幸福值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有可能碰到达西，也可能碰到爱德华。所有地方，都有你经营的余地，有时候要妥协，有时候要隐忍。

奥斯汀是有浪漫情节的，但是她没有把这份浪漫情节作为对所有人的要求。她至少认为，婚姻需要起码的友谊。如果没有起码的友谊，彼此的认知和尊敬，婚姻肯定是坚持不下去的。奥斯汀虽以婚姻为题材，但她提出的问题一定不是终结于此的。到了二十一世纪，与之相关的不一定是婚姻，但也一定存在着最好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