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112

2019年3月12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二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公共性：融入与排斥”。华盛顿大学政治系Robert F. Philip讲座教授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主讲，排列三走势图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主持。

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教授

首先，米格代尔教授介绍了自己的主要研究兴趣，即国家社会关系。他表示，自己的研究致力于理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尤其是社会结构如何对国家能力产生影响。他介绍自己多年前提出的“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the state in society approach）以及对此研究路径的新思考，并强调国家能力的局限性及其影响因素。

沿着这一思想脉络，米格代尔教授引出了本次讲座的主题：公共性（the public）。他认为，美国众议员芭芭拉·乔丹（Barbara Jordan）在1976年的著名演讲中提出的问题仍在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果人人只为私利，“那么谁将为国家说话，谁将为公共利益（common good）说话？”米格代尔教授表示，乔丹在演讲中提到的国家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指向公共性，促使他思考美国的公共性是如何形成的。

讲座第一部分，米格代尔教授论述了何为公共性。首先，他提出将“公共”（public）作为名词来研究。“公共（public）”一词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应用，譬如“公众舆论”、“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公众行为”等等。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将公共当作形容词使用，而很少考虑其作为名词的意涵。米格代尔教授认为，剖析公众一词作为名词的深层含义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接着，米格代尔教授介绍了公共性所包含的三方面内容。第一是规则。米格代尔教授认为，这种规则是不成文的规定，并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库（behavior repertoire）中，由人们所共享。每个社会都会有其特定的规则，当人们都遵循着这些规则时，彼此之间会有基本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第二是边界。米格代尔教授表示，公共性与公民、社会等词并不是同义词，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可以成为公共领域的一员。这就意味着，公共性是具有边界的，它只接纳部分人进入，而排斥其他人。第三是普遍福祉（general welfare）。公共性要求人们除了考虑一己私利，也要支持共同的福祉。

米格代尔教授著作《社会中的国家》

随后，米格代尔教授提出了他的问题关切。他认为，“公共性”意味着人们与谁交往、交往中遵循何种规则、如何表达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如何处理差异和纷争。他在最新的研究课题中讨论了在美国这样有着高度异质性的“陌生人”社会中，日常行为的规则是如何逐渐形成的。米格代尔教授表示，公共性形成的过程中不乏利益冲突和斗争。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哪些群体主导了公共规则？这些规则对谁有利，又对谁不利？哪些群体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

公共性在形成过程中有两种排斥（exclusion）形式。一种是拒绝给予公共界限外的人以基本尊重。他引述了林恩•洛弗兰德（Lynn Lofland）所提出的仪式性尊重（ritual deference）这一概念。仪式性尊重意味着，在共同体内部，人们默认尊重其他成员的公民权利和人格，但拒绝给予共同体以外的人相应的尊重。另一种排斥是指公共界限之内发生的地位分化（status differentiation）。米格代尔教授在此援引历史学家约翰•卡森（John Kassen）的论述：“既有的行为规范经常以隐蔽的方式阻碍民主秩序，而为私利、特权和支配性的权力结构服务”。也就是说，公共领域中不同成员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地位差异。

芭芭拉·乔丹在1976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做主旨演讲，警告了那时美国所面临的“碎片化”的风险——“那谁将为公共利益代言呢（Who then will speak for the common good）？”

讲座第二部分，米格代尔教授讨论了“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文化如何成为美国主导文化，如何定义美国人，以及如何划定美国公共领域的边界。他表示，美国作为移民社会，具有很高的异质性，但有一套特定的行为方式在美国社会中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文化。接着，米格代尔教授指出了一个奇怪现象：为何具有排他性的主导群体为自己制定的规则却成为了公共规则？一方面，“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群体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他们自觉高人一等，有着专属的俱乐部、宗教场所、教育机构等，并形成了一套日常交往的行为规则；另一方面，这些行为规则逐渐成为社会中普适性规则。

对此，米格代尔教授认为，战争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这两大因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一，美国内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displacement）和人员伤亡，并为女性和农民走进新工作岗位创造了契机。第二，内战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创造了需求，大规模的军备物资和食品需求促使原有的区域性经济向全国性经济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主导的旧有城市精英群体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人力需求，不得不打破或削弱成见，吸收新成员进入精英群体。因而，曾经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白人群体（如犹太裔、爱尔兰裔、意大利裔、斯拉夫裔美国人等）、乡村移民、女性以及其他边缘群体逐渐获得进入管理层的机会，成为销售代表、领班和经销代理人。在这一背景下，公共的种族、民族和性别构成在逐渐发生变化。

WASP群体的排他性有着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哈佛大学一直到20世纪都是WASP群体认同的一个文化中心。

米格代尔教授指出，上述融入过程需要满足一个前提，即边缘群体需要放弃原有行为规范，学习主导群体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主导群体在接受新成员的同时，也要求新成员经历同化过程，认同主导群体的文化。对此，米格代尔教授认为，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这样的同化，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着很大的社会流动性，通过学习主流的行事方式，他们可以使自己或者自己的后代在社会阶层阶梯中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接下来，米格代尔教授提出，美国公司的兴起在这一同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文化通过美国公司自上而下地塑造着人们的观念。他以“辐条-轮毂”（spoke-and-hub）模型来描述这一结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及他们吸纳的新成员在中心，而少数族裔、乡村移民等群体在边缘位置，受到中心文化的影响。同时，米格代尔教授指出，这样的同化过程也不乏张力。例如，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女性解放运动便挑战了主导群体对于公共性的定义，重塑了人们对于公共性的理解。

1960年J. F. 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被视为WASP群体对于公共领域整体支配之衰退的一个重要表征，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名天主教背景的总统。

最后，米格代尔教授提出问题：如果社会流动渠道关闭的话会发生什么？经济学研究发现，美国人的社会地位相对于他们的父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他认为，这一现象表明当代社会面临着公共性解体（disintegr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风险，值得警惕。

讨论环节，现场观众踊跃提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同样讨论了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那么，米格代尔教授的研究相对于安德森的研究有何异同？米格代尔教授表示，关于共同体和公共，安德森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都做了很深入的讨论。然而，安德森忽视了核心群体（core group）对于共同体的影响，而哈贝马斯对公共的定义比较狭窄，忽视了群体之间的合作。他认为，在民主社会，人们似乎持有自相矛盾的观念——一方面承认人人平等，但却对部分群体持有偏见，表现出排斥性。而这种自由主义排斥性（liberal exclusiveness）对于我们理解公共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