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晚，七周年系列学术活动、2023年度荣誉讲座第四讲“政治与宗教之间——接着陈垣先生讨论清代前期的佛教”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排列三走势图学术委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双聘教授葛兆光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主持，排列三走势图邀访学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卫国，排列三走势图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高波与谈。本次讲座通过北京大学出版社线上平台、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直播平台、天一文化讲坛等20余家媒体平台进行全程直播，共计106万人次在线观看。

讲座伊始，葛兆光老师用乾隆即位最初三个月内接连发布上谕打压佛教的例子引入了本讲的讨论。距雍正去世后不到一个月，乾隆发布上谕批评当今佛教徒“取利邀名”“奸诈盗伪”；又半个月后，他要求恢复国家颁发度牒的制度；再过了半个月，乾隆要求销毁相关的佛教书籍，并尽可能撇清雍正与几个佛门领袖的关系。这些紧锣密鼓的上谕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动因？

 一 

带着这样的疑问，葛老师首先向前追溯了明清之际佛教的动向。在既往的学术史中，这一时期的佛教并无特别的名著、高僧出现，得到的讨论也不多，似乎给人以衰落时代的印象。然而葛老师强调,有时或许恰恰是这种“低潮”“稀薄”“空白的时代”，奠定了后世思想与宗教的基调。在这个意义上，陈垣先生于1940年前后北平沦陷时期写就的两部明清佛教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1940）和《清初僧诤记》（1941）就显示出了格外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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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有关明清佛教史的两部著作

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陈垣先生从大量零散资料中，勾稽出明代云南贵州佛教的状况，指出明末佛门兴盛促使了门户、宗派、利益之争的产生。随后又从社会、经济、文化、文学等角度，描绘了明季滇黔佛教徒们开拓西南的历程——而这一地区正为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提供了隐遁的空间。葛兆光老师指出，陈垣先生对滇黔遗民和禅僧间关系的叙述，与他身处沦陷时期北平的感受和对政治史与宗教史的关注有关。

而在他次年写就的《清初僧诤记》中，陈垣先生进一步讨论了明清之间的“法门纷争”。其一由晚唐五代禅宗的师承谱系问题引发；其二则是禅宗临济宗内部两派的争斗。这一争辩延续至清初，便又有僧人主动亲近政治力量以求得加持。葛老师认为，在顺治、康熙年代，清廷由于统治根基未稳，对汉传佛教态度尚宽松；而时至疆域征服、族群认同已基本完成的雍正时代，皇权便要将帝国内部的政治制度完善和意识形态控制提上议程。

 二 

这一背景下，雍正皇帝亲自撰写《拣魔辩异录》等著作，直接介入宗教内部的论争。葛兆光老师指出，这种“皇帝作为辩手亲自下场”的行为，在古代中国其实是一个愈演愈烈的传统。从秦皇、汉武的“行同伦”“罢黜百家”，到唐玄宗御注《金刚经》《道德经》《孝经》，再到明太祖编制天下僧尼道士名录，皇权对思想与宗教的干预在明清两代达到了顶峰。以明代为例，嘉靖皇帝就曾撰文对孔子以及祭祀评头论足。而以满族身份入主华夏的清朝皇帝，更有将“政统”与“道统”合一以获取政治合法性的需要。面对一个以满汉蒙三族为主、笼罩满蒙回藏汉苗的大帝国，清朝皇帝需要用不同的策略与制度对付不同族群，并强化皇帝的独裁制度。而将满族旧俗中的主奴模式引入君臣关系的雍正帝，便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而他迫使各种宗教匍匐于皇权之下的文化政策，也是力度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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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读书像

绢本 立轴 设色 171.3x156.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回到陈垣先生，他在1938年撰写的《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中就已指出，木陈忞受到讨伐与斥责，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因为他“词锋富排斥力”。葛老师进一步指出，雍正皇帝对他的打击、乾隆即位之初的佛教措置，也正是因为这一派在当时太具煽动性和影响力。因此，雍正帝不仅要以皇权压抑佛教，而且要进一步掌控佛理是非的裁决权。其具体策略，一是居高临下、占据佛教真理的制高点，二是崇古贬今、痛斥当下的佛教与禅宗，三是釜底抽薪、利用禅门根深蒂固的派系观念来介入其内部纷争。

传统中国历代皇权对付宗教的手段，实际上也与此大同小异。

 三 

葛兆光老师指出，雍正帝打压佛教的时代距离明清易代已过去了两代人的时间，因此这一措施很难说与佛门内部的明遗民直接相关。此时佛教界和士大夫的密切关系，似乎才是雍正帝打压宗教的原因。雍正帝的这种不安全感，有学者曾指出与其孤独、猜忌、凶狠的童年经验有关。但葛老师在讲座中更希望强调这一政策选择背后，雍正的现实处境：他一方面对争夺皇位的几个兄弟极为警惕，一方面又对康熙朝遗留的官僚腐败、政权危机非常不满。因此，在即位后，雍正便对各种宗教采用了组合拳式的控制策略。

葛老师抉出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五点：一，延续康熙时代把“政统”与“道统”合而为一的努力，通过《名教罪人》、《大义觉迷录》解决非汉族群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二，延续康熙五十九年（1720）对天主教的禁令；三，重新安顿三教，接纳宽容蒙古西藏密教，容忍较为弱势的回教，同时扶持汉族中国最弱势的道教；四，对藏传佛教和汉地禅宗加以抑扬，以皇帝身份严厉批判并掌控、压制禅宗；五，以喇嘛教格鲁派的章嘉呼图克图为恩师，解决了蒙藏族群与地域的信仰控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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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月法藏禅师珍稀文献选辑》

黄绎勋 编

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曾发表过一番有关宗教“异端”的议论。他认为佛、道、天主教等彼此“指为异端”，但其实本身也有异端，因此，不仅所有宗教都必须纳入以“忠君孝亲”为基本原则的帝国伦理秩序，而且必须为朝廷所用。在清初风头最旺的汉地佛教禅宗临济宗天童寺派，便成为第一个被打压的对象。这种皇权严厉管控思想和宗教的局面，一方面是古代中国的传统，一方面也经由雍正时代的族群因素、帝国规模以及帝王心理催化，因而达到了巅峰。而身处其间的传统中国知识人与思想世界，也因为随心所欲的皇权控制造成的猜疑和恐惧、公共言论政治化、以及对皇权与利益的亲近，形成了“自我审查”的习惯和“自我压抑”的性格，也造成每个人都学会在公开场合的、在小群体的和在私下的三种不同话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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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握着世俗权力，一手掌握宗教信仰的利维坦

不过，以上种种还不足以解释乾隆帝即位后为何一方面延续雍正策略打压佛教、一方面又要弱化雍正批评佛教文献的影响。陈垣先生在《清初僧诤记》最后提到了乾隆八年（1743）的一份谕旨，乾隆在其中批判佛教徒攀龙附凤、“以帝王外护为荣”，甚至“恣意矜夸”与帝王的关系，并刊刻书籍流行。葛兆光老师认为，经历了清前期一百年对王朝合法性和皇帝神圣性的经营以及对各种宗教的整肃和严控，乾隆对宗教的态度，已不必如雍正那样紧张、严厉。在即位之初实行严厉管制之后，逐渐不再施以关注，这种“去严从宽”的变化，恰恰是清代各种宗教再难成为皇权威胁的表现。

 四 

从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皇权与宗教间不断角力的历史出发，葛老师表达了希望重新思考中国宗教史中政教关系的独特价值的期许。陈寅恪先生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所撰序言中，就说到“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为何政教关系在中国如此重要？葛老师指出，如果在全球史背景下去观察中国宗教，便能发现这涉及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的路径及方向问题。

葛老师认为，历史上的政教关系，大体可以以欧洲、日本和中国为三种类型。

在欧洲的中世纪，作为国教的基督教具有为世俗国王加冕的地位，因此在神圣领域和政治领域上均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格列高利七世（Sanctus Gregorius PP. VII，1020-1085)对亨利四世（Henri IV，1050-1106）的惩罚就象征着神权开始压抑王权的一个关节点。直到16世纪上半叶宗教改革、17世纪的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欧洲才得以“走出中世纪”。因此，欧洲走向近代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世俗王权摆脱神圣教权的激烈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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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rth of Henri IV

Eugène Delacroix，1827

Musée du Louvre

而在日本，由于传统“公家”、“武家”、“寺家”的权门三足鼎立，即使江户时代幕府将军权势最盛，也难以有效地遏制宗教，直到明治维新面对西潮来袭，“尊王攘夷”的需要变得急迫，才出现了更加激烈化的“祭政一致”和“神佛判然”等政治举措。显然，日本的近代转型，可以理解为贬抑外来宗教（包括佛教）、抬高与重塑本土神道，并以此塑造天皇神圣性、强调大和民族独立性、建立集权帝国的过程。

中国的情况则与欧洲和日本都不同。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皇权始终凌驾于宗教之上。又经历清前期康雍乾三朝组合拳式的打压和淡化之后，宗教早已衰落不堪，因此在中国的近代转型中，实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宗教既无力与政治权力抗衡，又无法充当世俗社会的信仰力量，甚至无法维持自身独立性。而对宗教最后最致命的一击，就来自雍正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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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郎世宁《弘历观画图》

绢本 立轴 设色 136.4x62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以上三种判然相别的政教关系历史，造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有关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欧洲依赖“民”、日本背靠“神”、中国强调“德”的巨大差异。

 五 

本讲最后，葛老师将话题引回至1941年。以佛教史研究为例，此前早已有蒋维乔、牟贵兰与黄忏华、胡适与汤用彤等人的著作出版。而陈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和《清初僧诤记》二书，实际上均很少涉及对其时佛教思想的讨论。为何陈寅恪先生在序文中把它视为第一部“完善之佛教史”？葛兆光老师推测，或许在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心目中，作为历史的宗教史必须关心政教关系，因此宗教也必须在政治史的语境中得到讨论。皇权如何压抑和利用宗教？宗教又如何因应与自保？宗教的世俗责任与欧洲、日本有何不同？在近代转型中宗教能够扮演何种角色？以上种种问题，或许也是理解中国宗教史的症结所在。

 评议环节 

评议环节，孙卫国老师梳理了葛兆光老师“余音不绝”系列的四场讲座一以贯之的脉络，也就是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名家入手，展开对思想、政治、宗教、民族等问题的再探讨；而本场讲座则揭示出了清代皇权专制的另一层面以及理解清代佛教史的另一视角。孙老师随后还从东亚近世史和学术竞赛的角度对讲座内容做了延伸讨论，并重申了讲座中与国际学界开展深入对话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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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环节现场

高波老师认为，本场讲座对理解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思想学术史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就雍正帝严厉的抑佛政策问题，高老师借用宫崎市定“第三代”的提法，提出其时清朝统治接近百年的敏感心态或许也是促因之一；另外，汉传佛教在明以降逐渐凸显的代表华夏的性质，也值得纳入考量。最后，高老师重申了陈垣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学术写作的时代背景，认为他们身上的民国学术的精神，对今日学者仍有激励意义。

葛兆光教授就宫崎市定的“第三代”、明代佛教性质、中韩关系等问题简要回应了两位老师的讨论。此外，他特别指出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革，经历了空间变大、时间变短、史料增多、问题复杂这四方面的变化。而在抗战时期，强烈的民族感情进一步为学术带来了新关怀。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陈垣先生宗教研究的三部著作就是典型。而本系列讲座所言的“接着讲”，一方面是延续，一方面也同样是在新问题、新方法、新理论、新史料推动下的超越——这或许也是重读学术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讲座最后，各位老师与现场观众共同欣赏了排列三走势图为本次年度荣誉讲座制作的纪念视频。至此，排列三走势图2023年度荣誉讲座圆满结束。